1924 年5 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 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 工作了3 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 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 理部长等职。   筹组湖南国民党总支部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 年10 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 党,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 心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这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顿 和革新。   青年毛泽东对建立联合战线早有心理准备。他 在《新时代》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国 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他认为, 时下中国不外有这么三股势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 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的 主体是国民党,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和商人,反动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军阀和国际资本主 义。他提出“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和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中共初创时期,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陈独秀的赏识。1923年4 月,他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是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机关。毛泽东为中 央局秘书,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 陈独秀早早地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 助筹备中共三大外,还让他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中共三大后,他曾陪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 共同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看到了这点,他们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而且也 对湖南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员邱维震。国民党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 进行这一工作,毛泽东知道后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 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9月, 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为便于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 中共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中央党部筹备员。   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 国民党的计划。他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 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 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   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国民党组 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4年1 月20至30 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 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 的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廖仲恺等代表却表示支持。 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 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 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 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数 压服少数”的“现在选举制”,而代之以所谓“比例选举制”,从而保护国民党内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少数代表的席位。他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 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 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 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 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 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 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 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顺利地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定派 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一、“经费 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 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 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 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三、“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 “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 毛泽东所提议案,除第二项外,其余三项都由会议提交预算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参考。   在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 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 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 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又格外倚重, 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 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 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 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是31岁,一句“润之 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 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   毛泽东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将他累倒了,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 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国民党一大后,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凡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加入国民党者,“无论何人,均须 重新登记”。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在做这项工作时,首 先碰到了一个“硬钉子”,这便是国民党元老谢持。 此公早年参加同盟会,筹划过成都、重庆起义,谋 刺过袁世凯,曾担任过大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 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可谓老矣,职务可谓高矣。 谢持对重新登记很不理解,气冲冲地来到执行部说: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免 填?”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拂袖而去。毛泽东知道 后,让人给谢持送去表格,并耐心地做工作,以求 得谢持的理解。最终谢持也没有再固执己见,按期填好了表。这样,其他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都一一 如期填好了表。   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在广州,叶楚伧可算是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6 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 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 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 月辞去组织部秘 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叶楚伧早就想把共产党排挤出执行部,8月1日, 他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 问题”,当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第二天,一些国民 党员闯入执行部,殴打共产党员邵力子。事件发生后,叶楚伧处理不公。毛泽东与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 纵容”。   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 知。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 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了。

 1924 年5 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以积极的工作态 度,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中央机关 工作了3 年,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国 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 理部长等职。
  筹组湖南国民党总支部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同盟会、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1919 年10 月,孙中山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 党,然而这次改组却很不彻底。从1922年开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国际、苏俄代表的多次会谈,下决 心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对国民党实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组,这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整顿 和革新。
  青年毛泽东对建立联合战线早有心理准备。他 在《新时代》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与国 民党建立革命的联合阵线有着一定的期待。他认为, 时下中国不外有这么三股势力,一是革命的民主派, 二是非革命的民主派,三是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的 主体是国民党,非革命的民主派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和商人,反动派主要是直奉皖三系军阀和国际资本主 义。他提出“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和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中共初创时期,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才干,博得陈独秀的赏识。1923年4 月,他从中共湘区委调至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组成中央局,是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机关。毛泽东为中 央局秘书,而立之年的毛泽东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 陈独秀早早地将毛泽东从湖南调到上海,除帮 助筹备中共三大外,还让他过问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中共三大后,他曾陪同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 共同商谈国民党改组事宜。
  国民党组织历来涣散,这也是没有凝聚力的症结所在。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看到了这点,他们联名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给孙中山去信,建议“在上海、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 “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新军队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毛泽东不仅关心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而且也 对湖南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倾注了心力。当时,湖南只有一个国民党员邱维震。国民党元老覃振奉命回湖南 进行这一工作,毛泽东知道后专门给李维汉写了一封 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在湖南开展工作。9月, 他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为便于工作,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 中共党员林伯渠还委任他为中央党部筹备员。
  回到长沙,毛泽东便和夏曦一起商议筹备湖南 国民党的计划。他在给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长彭素民、 副部长林伯渠的信中说:“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其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在他的指导下,长沙最先设立国民党支部, 接着常德、衡阳也相继设立分支部。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接着,他还在宁乡、安源等地组建了国民党分部。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国民
  党湖南总支部。此时就全国而言,湖南是国民党组 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出席国民党一大
  1924年1 月20至30 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会议期间, 毛泽东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并在会上多次发言,阐明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等方面的意见。 国民党一大就联俄联共有过激烈的交锋,国民 党内的一些人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向来持排斥 的心理。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在章程上写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显然这是为难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当场驳斥,廖仲恺等代表却表示支持。 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见状立即发言,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了。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大会在讨论“比例选举 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又发生激烈的争论。 所谓“比例选举制”是套用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 依照地区来分配中央委员的名额。
  毛泽东看到这个议案的要害,是要推翻“多数 压服少数”的“现在选举制”,而代之以所谓“比例选举制”,从而保护国民党内不赞成三大政策的少数代表的席位。他当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本党 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 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 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以少数派以机会也。” 又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 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 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十 分危险。”他的发言博得多数代表的回应,从而使得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以及在大会上的表现,很受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赏识和注意。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时,毛泽东被顺利地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国民党成立了中央党部,决定派 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等特别区,组织执行部,以指导和监督当地的党务工作。在中央党部的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如何指导下层党部的工作,提出了四项议案:一、“经费 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 部)”,而应注重于市县乃至区的“补助经费”,因他 们“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 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去了力量”。二、本年内各省的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区之特别区党部。三、“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 “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定一计划。 毛泽东所提议案,除第二项外,其余三项都由会议提交预算委员会和中央执委会参考。
  在上海执行部身兼数职
  1924年2 月中旬,毛泽东由广州来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上海执行部由胡汉民、 汪精卫和叶楚伧组成常务委员会,而实际负责人是 组织部长胡汉民。作为胡汉民秘书的毛泽东,其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毛泽东不仅是组织部秘书,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又格外倚重, 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 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 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 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是31岁,一句“润之 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上海执行部成立之初,主要的工作有两项,一 是组织发展,二是平民教育。在执行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是9名委员之一,并是常务委员。
  毛泽东身兼数职,既要做组织部和文书科的工作,又要处理平民教育委员会的事情。这样超负荷的工作将他累倒了,只得给平民教育委员会去信说: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 员会常委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
  国民党一大后,执行部发出通告,要求凡是在国民党一大之前加入国民党者,“无论何人,均须 重新登记”。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在做这项工作时,首 先碰到了一个“硬钉子”,这便是国民党元老谢持。 此公早年参加同盟会,筹划过成都、重庆起义,谋 刺过袁世凯,曾担任过大元帅府参议、代理秘书长, 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可谓老矣,职务可谓高矣。 谢持对重新登记很不理解,气冲冲地来到执行部说: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免 填?”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拂袖而去。毛泽东知道 后,让人给谢持送去表格,并耐心地做工作,以求 得谢持的理解。最终谢持也没有再固执己见,按期填好了表。这样,其他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也都一一 如期填好了表。
  上海执行部的三个常委中胡汉民、汪精卫常在广州,叶楚伧可算是最高领导人。叶虽仅比毛泽东长6 岁,可也是国民党元老。他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 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 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只得于7 月辞去组织部秘 书,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叶楚伧早就想把共产党排挤出执行部,8月1日, 他在南方大学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处置共产党分子 问题”,当场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第二天,一些国民 党员闯入执行部,殴打共产党员邵力子。事件发生后,叶楚伧处理不公。毛泽东与恽代英、施存统、沈泽民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 纵容”。
  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 知。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困难重重,就是鞠躬尽瘁, 也是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韶山了。

上海 海納百川:安義路63號,解放以前叫“哈同路民厚南裏29號”。這處甲級樓宇嘉裏中心包圍下的石庫門保護建築,有一段光輝歷史:1920年毛澤東舊居。當年,毛澤東在這裡居住了2個月。   這處舊居被靜安區以一種特殊方式保護了下來。今天,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1920年毛澤東舊居”,今起免費向公眾開放。   一生中關鍵性的時刻   這幢沿街的坐南朝北磚木結構兩層樓房,樓下是客堂間,放著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用來會客和吃飯。樓上是臥室,當年毛澤東就睡在靠北的落地長窗旁的板床上。   從1920年5月5日抵滬至7月初離滬,毛澤東一直居住在這裡。期間,他成了“四件大事”。毛澤東以“驅張”代表團成員身份,從北京來滬,在安義路住所發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會”倡議,併發表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湖南建設問題商榷》、《湖南人民的自決》等文章;在此期間,他列席“半淞園會議”,討論新民學會的任務、活動原則、入會手續等;當年5月9日,他還到洋涇法國碼頭,歡送6名新民學會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他還多次前往老漁陽裏2號拜訪正在醞釀創建中國共産黨的陳獨秀,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曾回憶道:“我第二次(注:實為第三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産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樓宇開發方參與舊居保護   “1920年毛澤東舊居”的開放,是近年來靜安區繼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改擴建、中共淞浦特委機關舊址陳列館開放之後的又一工程。   “舊居保護歷時漫長。”靜安區文史館館長楊繼光説,1959年舊居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後,曾舉辦過專題展覽對外開放。而為了在城區發展中平衡好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之間的關係,靜安區走出了一條 “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共同推進社會公共文化資源的開發開放”的新路。   修繕一新、嶄新開放的“毛澤東舊居”,室內空間僅80平方米。展品中,有靜安區文史館徵集來的毛主席曾經使用過的“555牌”香煙盒,全套六冊《共産黨》月刊,還有毛主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批示文件用的鉛筆和紅色鉛筆、在人民大會堂一號廳使用的瓷杯、瓷勺和瓷碟等。

上海 海納百川

安義路63號,解放以前叫“哈同路民厚南裏29號”。這處甲級樓宇嘉裏中心包圍下的石庫門保護建築,有一段光輝歷史:1920年毛澤東舊居。當年,毛澤東在這裡居住了2個月。

  這處舊居被靜安區以一種特殊方式保護了下來。今天,是毛澤東誕辰120週年。“1920年毛澤東舊居”,今起免費向公眾開放。

  一生中關鍵性的時刻

  這幢沿街的坐南朝北磚木結構兩層樓房,樓下是客堂間,放著一張方桌和幾把椅子,用來會客和吃飯。樓上是臥室,當年毛澤東就睡在靠北的落地長窗旁的板床上。

  從1920年5月5日抵滬至7月初離滬,毛澤東一直居住在這裡。期間,他成了“四件大事”。毛澤東以“驅張”代表團成員身份,從北京來滬,在安義路住所發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會”倡議,併發表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湖南建設問題商榷》、《湖南人民的自決》等文章;在此期間,他列席“半淞園會議”,討論新民學會的任務、活動原則、入會手續等;當年5月9日,他還到洋涇法國碼頭,歡送6名新民學會的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他還多次前往老漁陽裏2號拜訪正在醞釀創建中國共産黨的陳獨秀,一起探討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曾回憶道:“我第二次(注:實為第三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産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樓宇開發方參與舊居保護

  “1920年毛澤東舊居”的開放,是近年來靜安區繼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改擴建、中共淞浦特委機關舊址陳列館開放之後的又一工程。

  “舊居保護歷時漫長。”靜安區文史館館長楊繼光説,1959年舊居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後,曾舉辦過專題展覽對外開放。而為了在城區發展中平衡好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之間的關係,靜安區走出了一條 “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共同推進社會公共文化資源的開發開放”的新路。

  修繕一新、嶄新開放的“毛澤東舊居”,室內空間僅80平方米。展品中,有靜安區文史館徵集來的毛主席曾經使用過的“555牌”香煙盒,全套六冊《共産黨》月刊,還有毛主席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批示文件用的鉛筆和紅色鉛筆、在人民大會堂一號廳使用的瓷杯、瓷勺和瓷碟等。

🌹陈斯红 🌹中華民國 胡漢民致毛澤東函手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用箋   毛澤東致平教委員會諸同志函手跡 沈定一等致廣州國民黨中央電 沈定一等致廣州國民黨中央電   1924年1月,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月31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召開全體會議,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成立執行部,以加強這幾個地區的工作,毛澤東被派到上海執行部。2月中旬,毛澤東從廣州到上海,和共產黨人羅章龍、王荷波、惲代英、沈澤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統、鄧中夏、向警予、張秋人等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據規定,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管轄范圍除上海外,還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2月52日,由胡漢民主持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胡漢民、葉楚傖、汪精衛為常務委員,邵元沖為文書科主任,未到以前,由毛澤東代理。會議還通過胡漢民任組織部長,毛澤東任秘書。此后,毛澤東還陸續被上海執行部任命為平民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合作運動委員會委員兩項職務。   工作之一,辦理黨員登記建設國民黨基層組織   根據《上海執行部組織部辦事細則》,部長的任務是“總攬本部事務”,“本部會議任主席”,秘書的任務是“協助部長,辦理本部事務”。由於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事務繁忙,因此組織部的實際事務都落在毛澤東身上。現存胡漢民致毛澤東函(手跡)雲:   頃得 覺生先生來書,要取《宣言》十份,《黨章》十份及《民國日報特刊》一份,入黨表、登記表各四十份,願書二十份,請即交其來人為幸!此上潤之我兄。   弟漢民 十七   函側有“請羅先生照發。十八。”等字,應為毛澤東所批手跡。羅先生,指羅章龍,時任組織部組織指導干事。函中所稱“覺生”,指居正,國民黨元老。《宣言》,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國日報特刊》,指上海《民國日報》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所編輯的特刊。當時胡漢民45歲,毛澤東31歲,但胡卻稱毛為“潤之我兄”,自稱為“弟”,可見二人關系融洽,胡很器重毛。   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后,各地國民黨的首要工作是辦理黨員登記。3月中旬,上海執行部發表《通告》第一號、第二號。第一號宣布凡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入黨者,“無論何人,均須重新登記”。第二號宣布:“凡明了本黨宣言、章程、願意人黨者,即由黨員二人負責介紹於區分部執行委員會,區分部執行委員會即將入黨表一紙交本人,照表內各項詳細填明。”同時公布的還有《上海執行部公函》,要求黨員填表時說明“現在願為黨作何事”,“將來願為黨作何事”,“對於現社會的見解及態度”,“對於本黨意見”等項。上述《通告》及《公函》均應為毛澤東手筆。   毛澤東的工作做得很認真。至今國民黨檔案中還留存部分國民黨人致毛的公函及毛閱后的批注。如:3月10日陳白致毛澤東函雲:   本區代表會議已定十六日午后二時在敞校舉行,請轉問胡先生,屆時懇其蒞會或委派代表駕臨,指示進行為禱!   《宣言》、《黨章》等件,亦有黨外人士欲索閱者,能否再發下若干?入黨表一種,舉辦登記時,亦尚需用,望並發若干。   委交第四區分部宣言等一件,姑交人送上,究應如何處裡,請核示。倘不妨暫為保管,可仍帶下,當待十六日會期,交與該區分部代表。   敬祝我們主義光明。   弟陳白 三月十四日   本函所用為萬竹小學十周紀念信箋,函中有“敝校”二字。據此可知,陳白系該校教員。函末有陳白附言:“關於區黨部執行委員人數,依照黨章第十章六十九條,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之,本區執行委員人數,應規定幾人,請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總章》規定:國民黨以全國代表大會、地方代表大會、地方黨員大會為各該黨部之高級機關;其基層組織為“區分部”,設區分部執行委員;區分部之上為全區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全區執行委員會,組成“區黨部”。據本函可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成立后,即根據《總章》,醞釀召開各區代表會議,成立區黨部。   預定在同日召開代表會議的還有第六區。該區第一區分部史以鑒致毛澤東函雲:   此間今已決定於本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借座此處同濟大學工科樓上十二號(丁立俱君招待)開區代表大會,預備成立區黨部,祈代定開會秩序,屆時簡代表到會指示一切。幸甚!   此函不僅將會議時間、地點通知毛澤東,而且要求毛“代定會議秩序”,可見毛與下級黨部關系之深以及下級黨部對毛的信賴。   現在可以見到的國民黨人致毛澤東的信件,還有:   4月29日孫鏡函,要求發給“本黨《總章》十份”。   4月30日“正”函,代表“楊行區分部”請求發給:入黨願書五十份、《民國日報特刊》五十分、《總章》及《宣言》各二十份。函側有毛澤東批注:“已復。照發。”   5月下旬蔡林蒸函,聲稱已有同志9人,將召開成立會,邀請毛澤東、羅章龍前來“指導一切”。函側有毛澤東批注:“業已成立區分部,執行委員蔡林蒸、何量澄(?)。五、卅。”   6月8日陳葆元函,聲稱“寄還王仲恬先生入黨表一紙和宣言書十五份都已收到了,敝部所存之黨章已被人要完,望寄下二十份以便熱心吾黨的人要看。”又稱:“刻又有一位同志孟家泰君入吾黨,現他底入黨表,願書,和舊黨員何子培,季慶仁二君底登記表各一紙寄上,向先生登記。王君之登記証望寄下。”並稱:“附上敝區分部五月份收支報告表二紙,望轉交貴執行部常務委員。”   上海第六區第二區分部秘書張廷灝(中共黨員)函,報告區分部執行委員為楊文炤、唐文棪、張廷灝;辦公地點為江灣復旦大學;管轄區域為“復旦大學大、中學部,將來或可兼管江灣全鎮”;“黨員現有四十五人,尚有十余人欲加入”;要求毛“入黨表等再寄五十份來”。   又,張廷灝函,報告“《宣言》、《黨綱》、入黨表、《特刊》和信均已收到”,“惟尚缺志願書二十張,請即擲下”。   從上述各函可知,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的工作除辦理黨員登記外,還包括建立基層組織、發展新黨員等幾個方面。   上海執行部成立不久,胡漢民、汪精衛先后返粵,原來的三個常委中隻剩下葉楚傖一人。1942年7月,毛澤東因與葉楚傖之間經常發生分歧,辭去組織部秘書一職,推張廷灝繼任,毛本人專任文書科工作。   工作之二,從事平民教育運動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成立后,一面建立、發展組織,一面決定從“平民教育運動”入手開展工作。3月6日,執行部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組織上海執行部平民教育委員會,指定汪精衛、葉楚傖、於右任、孫鏡、何世禎、邵力子(鄧中夏代)、惲代英、毛澤東等9人組成,互推孫鏡、鄧中夏、毛澤東三人為常務委員。今存鄧中夏4月61日函手跡雲:   孫、毛先生:   弟因要參與上大平民學校教務會議,故不能到今日之常務會,特請劉伯倫兄為代表。   弟中夏   孫,指孫鏡,湖北京山人。1960年加人同盟會,武昌起義后任職於戰時總司令部,反袁斗爭時任職於中華革命黨本部。國民黨改組期間,曾任黨務部代理部長,並曾出席國民黨“一大”。上海執行部成立后,任調查部秘書。函中所言劉伯倫,原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支部負責人,時為跨黨黨員,在上海執行部工作。同函附吳淞學校及楊樹浦平民學校預算兩紙,從中可知,鄧中夏當時已在平民教育方面做出了實際成績。   由於工作太忙,身體也不好,毛澤東於同年5月26日致函平民教育委員會,申請辭職。函雲:   平教委員會諸同志:   弟因腦病日增,組織部及秘書處事務又繁,平教委員會常務委員勢難勝任,懇予准許辭職,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務委員會議請劉伯倫同志代理出席。   毛澤東 五月廿六日   封面為:“調查部 孫鐵人先生 毛緘”。孫鐵人,即上文提到的孫鏡,與毛澤東同為平民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   工作之三,推廣合作運動   除“平民教育”外,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計劃進行的另一項工作是推廣合作運動。3月中旬,德國革命黨人佛朗克到滬,向國民黨人建議“在農村中進行消費及信用合作”,認為“此種事業,於革命及革命后的建設助力必大”。同月27日,上海執行部召開執行委員會,決定組織合作運動委員會。29日,召開談話會,胡漢民、林煥廷、郭景仁、邵力子、劉百倫、瞿秋白、毛澤東、佛朗克及“俄國同志”魏洛德等9人參加。會議由魏洛德講演“中國合作運動與外國合作運動之聯絡”,佛朗克講演“合作運動與革命黨之關系”,邵力子報告“中國合作運動情形”。4月10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指定陳果夫、沈儀彬、許紹棣、葉楚傖、張廷灝、林煥廷、郭景仁、胡漢民、毛澤東、朱季詢等1人為合作運動委員會委員。   沒有材料說明毛澤東在擔任合作運動委員會委員后做了哪些工作,但張廷灝致毛澤東函雲:“下學期隻要能維持我的生活,極願為合作運動效力也。”可見,毛曾督促張從事合作運動,對此事是熱心的。   左右斗爭加劇,毛澤東離開上海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初期工作是有成績的,但不久即因“容共”問題發生左右分歧。1924年8月1日,周頌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學召集各區黨部代表會議,討論處置共產分子問題。會上,主張“容共”和反對“容共”的兩派發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執行部,要求致電廣州國民黨中央“分共”,並毆打“跨黨黨員”邵力子。當時,主持執行部工作的葉楚傖採取騎牆態度,既未按右派要求致電國民黨中央,也未對喻育之等進行處理。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聯合惲代英、施存統、鄧中夏、劉伯倫等跨黨黨員致函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同年9月,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進攻皖系浙江督辦盧永祥,江浙戰爭爆發。孫中山和皖系、奉兩系早有聯盟,因此支持盧永祥,並企圖乘機北伐,推翻直系中央政府,統一中國,而中共中央則反對與任何軍閥結盟。陳獨秀與時任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認為“江浙戰爭顯然是軍閥爭奪地盤與國際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治之一種表現”,“人民對任何軍閥戰爭不能存絲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國的惟有國民革命”。10月10日,上海國民黨人召開雙十節國民大會,喻育之等支持盧永祥,反對齊燮元,上海大學學生、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跨黨黨員黃仁等則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反對支持任何軍閥,兩派發生沖突,結果,黃仁被毆傷,推墮台下致死。事后,葉楚傖自覺左右為難,棄職赴粵。23日,葉以“辦理黨務困難”為理由向國民黨中央要求辭去上海執行部職務。24日,毛澤東與國民黨中央委員、上海執行部成員沈定一、瞿秋白聯名致電廣東國民黨中央,電稱:   轉中央委員會。自楚傖登報辭職赴粵以來,滬部停滯,請電促葉、於、戴積極到部視事,或另派正式委員來滬負責,俾免中絕。沈定一、理秋白、毛澤東。   於,指於右任,上海執行部成立工人農民部部長;戴,指戴季陶,由孫中山任命的國民黨中央駐滬委員。二人雖均為上海執行部成員,但均不參預執行部工作,因此,沈、瞿、毛三人要求國民黨中央加以督促。11月6日,國民黨中央討論沈定一等來電,決議慰留葉楚傖,催促葉、於、戴三委員積極到上海執行部視事。在廖仲愷、汪精衛力勸下,葉楚傖雖然回上海了,但是,上海執行部和上海國民黨人之間的左右矛盾日益加劇,   自上海國民黨內部左右派矛盾加劇后,經費即不能照發,加上負責無人,工作幾乎停滯。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自廣州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即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名義,聯絡張廷灝、羅章龍、惲代英等14人,致函孫中山,反映執行部情況,要求孫派人解決。同年12月,毛澤東因勞累過度患病,於當年年底回湘療養,結束了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陈斯红🌹

中華民國
胡漢民致毛澤東函手跡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用箋

  毛澤東致平教委員會諸同志函手跡

沈定一等致廣州國民黨中央電

沈定一等致廣州國民黨中央電

  1924年1月,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月31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召開全體會議,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成立執行部,以加強這幾個地區的工作,毛澤東被派到上海執行部。2月中旬,毛澤東從廣州到上海,和共產黨人羅章龍、王荷波、惲代英、沈澤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統、鄧中夏、向警予、張秋人等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據規定,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管轄范圍除上海外,還包括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等四省。2月52日,由胡漢民主持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胡漢民、葉楚傖、汪精衛為常務委員,邵元沖為文書科主任,未到以前,由毛澤東代理。會議還通過胡漢民任組織部長,毛澤東任秘書。此后,毛澤東還陸續被上海執行部任命為平民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合作運動委員會委員兩項職務。

  工作之一,辦理黨員登記建設國民黨基層組織

  根據《上海執行部組織部辦事細則》,部長的任務是“總攬本部事務”,“本部會議任主席”,秘書的任務是“協助部長,辦理本部事務”。由於胡漢民是國民黨元老,事務繁忙,因此組織部的實際事務都落在毛澤東身上。現存胡漢民致毛澤東函(手跡)雲:

  頃得 覺生先生來書,要取《宣言》十份,《黨章》十份及《民國日報特刊》一份,入黨表、登記表各四十份,願書二十份,請即交其來人為幸!此上潤之我兄。

  弟漢民 十七

  函側有“請羅先生照發。十八。”等字,應為毛澤東所批手跡。羅先生,指羅章龍,時任組織部組織指導干事。函中所稱“覺生”,指居正,國民黨元老。《宣言》,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國日報特刊》,指上海《民國日報》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所編輯的特刊。當時胡漢民45歲,毛澤東31歲,但胡卻稱毛為“潤之我兄”,自稱為“弟”,可見二人關系融洽,胡很器重毛。

  第一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后,各地國民黨的首要工作是辦理黨員登記。3月中旬,上海執行部發表《通告》第一號、第二號。第一號宣布凡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入黨者,“無論何人,均須重新登記”。第二號宣布:“凡明了本黨宣言、章程、願意人黨者,即由黨員二人負責介紹於區分部執行委員會,區分部執行委員會即將入黨表一紙交本人,照表內各項詳細填明。”同時公布的還有《上海執行部公函》,要求黨員填表時說明“現在願為黨作何事”,“將來願為黨作何事”,“對於現社會的見解及態度”,“對於本黨意見”等項。上述《通告》及《公函》均應為毛澤東手筆。

  毛澤東的工作做得很認真。至今國民黨檔案中還留存部分國民黨人致毛的公函及毛閱后的批注。如:3月10日陳白致毛澤東函雲:

  本區代表會議已定十六日午后二時在敞校舉行,請轉問胡先生,屆時懇其蒞會或委派代表駕臨,指示進行為禱!

  《宣言》、《黨章》等件,亦有黨外人士欲索閱者,能否再發下若干?入黨表一種,舉辦登記時,亦尚需用,望並發若干。

  委交第四區分部宣言等一件,姑交人送上,究應如何處裡,請核示。倘不妨暫為保管,可仍帶下,當待十六日會期,交與該區分部代表。

  敬祝我們主義光明。

  弟陳白 三月十四日

  本函所用為萬竹小學十周紀念信箋,函中有“敝校”二字。據此可知,陳白系該校教員。函末有陳白附言:“關於區黨部執行委員人數,依照黨章第十章六十九條,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之,本區執行委員人數,應規定幾人,請示。”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總章》規定:國民黨以全國代表大會、地方代表大會、地方黨員大會為各該黨部之高級機關;其基層組織為“區分部”,設區分部執行委員;區分部之上為全區黨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全區執行委員會,組成“區黨部”。據本函可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成立后,即根據《總章》,醞釀召開各區代表會議,成立區黨部。

  預定在同日召開代表會議的還有第六區。該區第一區分部史以鑒致毛澤東函雲:

  此間今已決定於本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借座此處同濟大學工科樓上十二號(丁立俱君招待)開區代表大會,預備成立區黨部,祈代定開會秩序,屆時簡代表到會指示一切。幸甚!

  此函不僅將會議時間、地點通知毛澤東,而且要求毛“代定會議秩序”,可見毛與下級黨部關系之深以及下級黨部對毛的信賴。

  現在可以見到的國民黨人致毛澤東的信件,還有:

  4月29日孫鏡函,要求發給“本黨《總章》十份”。

  4月30日“正”函,代表“楊行區分部”請求發給:入黨願書五十份、《民國日報特刊》五十分、《總章》及《宣言》各二十份。函側有毛澤東批注:“已復。照發。”

  5月下旬蔡林蒸函,聲稱已有同志9人,將召開成立會,邀請毛澤東、羅章龍前來“指導一切”。函側有毛澤東批注:“業已成立區分部,執行委員蔡林蒸、何量澄(?)。五、卅。”

  6月8日陳葆元函,聲稱“寄還王仲恬先生入黨表一紙和宣言書十五份都已收到了,敝部所存之黨章已被人要完,望寄下二十份以便熱心吾黨的人要看。”又稱:“刻又有一位同志孟家泰君入吾黨,現他底入黨表,願書,和舊黨員何子培,季慶仁二君底登記表各一紙寄上,向先生登記。王君之登記証望寄下。”並稱:“附上敝區分部五月份收支報告表二紙,望轉交貴執行部常務委員。”

  上海第六區第二區分部秘書張廷灝(中共黨員)函,報告區分部執行委員為楊文炤、唐文棪、張廷灝;辦公地點為江灣復旦大學;管轄區域為“復旦大學大、中學部,將來或可兼管江灣全鎮”;“黨員現有四十五人,尚有十余人欲加入”;要求毛“入黨表等再寄五十份來”。

  又,張廷灝函,報告“《宣言》、《黨綱》、入黨表、《特刊》和信均已收到”,“惟尚缺志願書二十張,請即擲下”。

  從上述各函可知,毛澤東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的工作除辦理黨員登記外,還包括建立基層組織、發展新黨員等幾個方面。

  上海執行部成立不久,胡漢民、汪精衛先后返粵,原來的三個常委中隻剩下葉楚傖一人。1942年7月,毛澤東因與葉楚傖之間經常發生分歧,辭去組織部秘書一職,推張廷灝繼任,毛本人專任文書科工作。

  工作之二,從事平民教育運動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成立后,一面建立、發展組織,一面決定從“平民教育運動”入手開展工作。3月6日,執行部召開第二次會議,決定組織上海執行部平民教育委員會,指定汪精衛、葉楚傖、於右任、孫鏡、何世禎、邵力子(鄧中夏代)、惲代英、毛澤東等9人組成,互推孫鏡、鄧中夏、毛澤東三人為常務委員。今存鄧中夏4月61日函手跡雲:

  孫、毛先生:

  弟因要參與上大平民學校教務會議,故不能到今日之常務會,特請劉伯倫兄為代表。

  弟中夏

  孫,指孫鏡,湖北京山人。1960年加人同盟會,武昌起義后任職於戰時總司令部,反袁斗爭時任職於中華革命黨本部。國民黨改組期間,曾任黨務部代理部長,並曾出席國民黨“一大”。上海執行部成立后,任調查部秘書。函中所言劉伯倫,原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南昌支部負責人,時為跨黨黨員,在上海執行部工作。同函附吳淞學校及楊樹浦平民學校預算兩紙,從中可知,鄧中夏當時已在平民教育方面做出了實際成績。

  由於工作太忙,身體也不好,毛澤東於同年5月26日致函平民教育委員會,申請辭職。函雲:

  平教委員會諸同志:

  弟因腦病日增,組織部及秘書處事務又繁,平教委員會常務委員勢難勝任,懇予准許辭職,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務委員會議請劉伯倫同志代理出席。

  毛澤東 五月廿六日

  封面為:“調查部 孫鐵人先生 毛緘”。孫鐵人,即上文提到的孫鏡,與毛澤東同為平民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

  工作之三,推廣合作運動

  除“平民教育”外,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計劃進行的另一項工作是推廣合作運動。3月中旬,德國革命黨人佛朗克到滬,向國民黨人建議“在農村中進行消費及信用合作”,認為“此種事業,於革命及革命后的建設助力必大”。同月27日,上海執行部召開執行委員會,決定組織合作運動委員會。29日,召開談話會,胡漢民、林煥廷、郭景仁、邵力子、劉百倫、瞿秋白、毛澤東、佛朗克及“俄國同志”魏洛德等9人參加。會議由魏洛德講演“中國合作運動與外國合作運動之聯絡”,佛朗克講演“合作運動與革命黨之關系”,邵力子報告“中國合作運動情形”。4月10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指定陳果夫、沈儀彬、許紹棣、葉楚傖、張廷灝、林煥廷、郭景仁、胡漢民、毛澤東、朱季詢等1人為合作運動委員會委員。

  沒有材料說明毛澤東在擔任合作運動委員會委員后做了哪些工作,但張廷灝致毛澤東函雲:“下學期隻要能維持我的生活,極願為合作運動效力也。”可見,毛曾督促張從事合作運動,對此事是熱心的。

  左右斗爭加劇,毛澤東離開上海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初期工作是有成績的,但不久即因“容共”問題發生左右分歧。1924年8月1日,周頌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學召集各區黨部代表會議,討論處置共產分子問題。會上,主張“容共”和反對“容共”的兩派發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執行部,要求致電廣州國民黨中央“分共”,並毆打“跨黨黨員”邵力子。當時,主持執行部工作的葉楚傖採取騎牆態度,既未按右派要求致電國民黨中央,也未對喻育之等進行處理。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聯合惲代英、施存統、鄧中夏、劉伯倫等跨黨黨員致函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同年9月,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進攻皖系浙江督辦盧永祥,江浙戰爭爆發。孫中山和皖系、奉兩系早有聯盟,因此支持盧永祥,並企圖乘機北伐,推翻直系中央政府,統一中國,而中共中央則反對與任何軍閥結盟。陳獨秀與時任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認為“江浙戰爭顯然是軍閥爭奪地盤與國際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治之一種表現”,“人民對任何軍閥戰爭不能存絲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國的惟有國民革命”。10月10日,上海國民黨人召開雙十節國民大會,喻育之等支持盧永祥,反對齊燮元,上海大學學生、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跨黨黨員黃仁等則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反對支持任何軍閥,兩派發生沖突,結果,黃仁被毆傷,推墮台下致死。事后,葉楚傖自覺左右為難,棄職赴粵。23日,葉以“辦理黨務困難”為理由向國民黨中央要求辭去上海執行部職務。24日,毛澤東與國民黨中央委員、上海執行部成員沈定一、瞿秋白聯名致電廣東國民黨中央,電稱:

  轉中央委員會。自楚傖登報辭職赴粵以來,滬部停滯,請電促葉、於、戴積極到部視事,或另派正式委員來滬負責,俾免中絕。沈定一、理秋白、毛澤東。

  於,指於右任,上海執行部成立工人農民部部長;戴,指戴季陶,由孫中山任命的國民黨中央駐滬委員。二人雖均為上海執行部成員,但均不參預執行部工作,因此,沈、瞿、毛三人要求國民黨中央加以督促。11月6日,國民黨中央討論沈定一等來電,決議慰留葉楚傖,催促葉、於、戴三委員積極到上海執行部視事。在廖仲愷、汪精衛力勸下,葉楚傖雖然回上海了,但是,上海執行部和上海國民黨人之間的左右矛盾日益加劇,

  自上海國民黨內部左右派矛盾加劇后,經費即不能照發,加上負責無人,工作幾乎停滯。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自廣州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即以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秘書處文書科主任名義,聯絡張廷灝、羅章龍、惲代英等14人,致函孫中山,反映執行部情況,要求孫派人解決。同年12月,毛澤東因勞累過度患病,於當年年底回湘療養,結束了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