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决定之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殖竞赛。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100万人之多。作为大明王朝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但李自成兵锋所至，朱姓王爷几乎没有人能活下来。明皇族两百多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朱元璋种下的恶果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便急不可待地把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都要“伏而拜谒”。
朱元璋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10岁起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此状况导致明朝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若想出城遛遛弯，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
地方最赚钱的行业，都被皇族垄断
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同时，皇族占有土地却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也归吉王所有。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增加。山西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1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87万石。河南周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69万石。湖广楚王府，由1万石增长到25万石……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们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地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本地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地的皇族。比如山西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为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这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们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们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其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26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1060所……
垄断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特权庇护：皇族成为黑势力保护伞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们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要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 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两百年的狂欢宴席原来不是免费的
虽然民怨深重，各地皇族们丝毫不予理会——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确实是最幸福的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 high到极点，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仅仅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们，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据太原总兵姜瓖亲见亲闻，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攻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6天之内，代王朱传齐以下的4000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综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10000多人。
山西一地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过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到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另一个新花样——活沉西湖，宫殿楼阁近千间也被付之一炬……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拒不交待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民愤。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一样。
但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高举“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啊。
本文作者：张宏杰
原载于《同舟共进》，原题：明皇族百万子孙可悲下场 被起义军大肆诛戮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1620年写道，“遍及整个世界的迁移”，包括陆地占领与海上航行，既是“学识进步”的结果，也是一个“被天意命定”的年代。社会学与物理学风牛马不相及，但都“拒绝真空”。对农耕时代后期的旧世界来说，处于石器时代的新大陆就是一个巨大的真空，等待着人们去填满。在哥伦布之前，大海几乎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屏障；在哥伦布之后，大海成为一个最便捷的通道。大海既是强梁的征服之路，也是异端的再生之路。苛政猛于虎，如果远方有伊甸园，即使千里迢迢，为了免受专制权力的奴役和迫害，人们也会义无反顾地前往；只要前方没有贫穷、没有腐败、没有不公，那么大海就是通向新世界的康庄大道。人类在创造国家之前，就已经创造了社会，或者说，国家是社会的产物。就如同“天路客”在登上新大陆之前，就已经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伟大的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说：
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为宗教改革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新教运动席卷西北欧地区。亨利八世借口离婚在英国发起宗教改革，脱离罗马教会而成立英国国教会。随着加尔文教义的传播，“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一些英国人又脱离圣公会（英国国教会）成为分离派清教徒，他们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精神独立，不承认英国国王的宗教领袖地位。“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按照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清教与犹太教是一致的，赞赏生活的理性化。毫不意外，这场宗教分离主义遭到伊丽莎白的严厉镇压和迫害。“凡不承认女王对教会的最高权威或不参加国教礼拜、秘密采用非法仪式者，驱逐出境”。大批清教徒由此逃亡荷兰共和国或者转入地下活动。
16世纪70年代，领导荷兰独立运动的沉默者威廉一世深感战争和政治的罪恶，他建议人们离开欧洲去新大陆：“在一个遥远大陆的荒原上享受自由，比在不和睦家园的安逸中忍受奴役要强得多。”从那时起，就有无数勇敢的人们携妻负子背井离乡，形成被成为新英格兰的移民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对内实行残酷的宗教镇压，对外展开帆船殖民扩张运动。根据西方传统，新大陆的土地所有权，谁先发现谁先得。在热那亚人哥伦布第二次从美洲返航的那一年，即1496年，威尼斯人卡波特率领的英国船队率先发现并探测了北美洲。16世纪末17世纪初，北美许多海岸地带就这样变成了英国的新领土。伊丽莎白将这些新领土授权给某个人或某个公司经营管理。在1607年，英国就在北美开拓了第一块殖民地，并成功度过了冬天。为了讨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取名叫弗吉尼亚（Virginia，意为处女）。“不自由，毋宁死”，为了摆脱国内的宗教压迫，一些清教徒与弗吉尼亚公司签订移民合同，决定迁居北美。1620年9月16日，35名清教徒和一些破产者、流浪者及其他契约奴，搭乘一条本用来捕鱼的小船，悄然离开英国普利茅斯，前往遥远的新大陆。这艘3桅盖伦船名叫“五月花”，长27米，排水量仅80吨。
“五月花”号上的乘客共计102人，包括3位孕妇，船员不到30人。每人只有不到1平方米的容身空间，船上也没有厕所。船上的生活非常不舒服和不卫生。一些人甚至睡在救生艇里。因为错过了最佳出航时间，他们几乎是在惊涛骇浪中冒死渡洋。一位清教徒差点被吹到海里，幸亏他抓住了一条缆绳。这次航行也没有留下航海日志，大海带来的恐惧与彼岸带来的希望交织在每个清教徒心中。“海浪之高，让他们连一张帆都无法撑。被迫一起躲进底舱好几天。……船上总是湿冷湿冷的——这一艘船上没有一处干燥的地方。船很拥挤，通风很差，底舱没有照明，饮水也不是很充足，弥漫着呕吐的污物和船底渗水的气味。……他们每天都在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感的身上的疾患以及身体的不是作斗争。”或许是上帝恩赐，或许是“五月花”这个美好的名字，在危险而艰难的旅程中，“五月花”只有一个人死去，同时又有一个婴儿降生，当他们到达科德角时，船上还是102人。
这样风雨如晦的日子一直持续了66天。11月11日，船长根据海水颜色的变化以及西边云彩的大致轮廓判断， 美洲大陆就在眼前了。这次航行本来是一次商业行为，但他们到达却不是英国当局管理的弗吉尼亚，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这片处女地上还没有出现政治和法律，也没有国家。更为严酷的是，冬天已经来临。如果登陆后作鸟兽散，那么谁也无法在严寒贫瘠的新大陆度过这个冬天。他们与南美的西班牙海盗不同，这里没有黄金，他们来这里也不是为淘金发财，而是要在一个新“理想国”里开始一个自力更生、高尚纯洁的新生活。“他们之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这些反动暴政压迫主张自由平等的“天路客”决定共同签署一份书面约定。除了几个被雇到船上工作还不到一年的海员和几个实在病得无力书写的人，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都参加了签署。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真正的历史，常常是许多不确定的叠加，而不是像“正史”那样经过数不清的精确设计和精心雕琢。阅读的乐趣在于，历史的细节之处总是充满太多的惊喜和意外。我们总是无法想像，一个伟大的美利坚民族竟是由这样一群天真的“书呆子”，用一份写在羊皮纸上的书面合同开创的，就如同我们无法想像，他们在建立国家之前先建立了大学。这批异教徒以他们先前在英国教堂里采用的社会契约为样本，确立起一种“民间团体政治”，用来设计一种“为了殖民地总体利益而须实行的公平之法，以及相关的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五月花号公约》树立了一个典范，即人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意决定集体行动，从而以自治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行使统治必须经过民众的同意；人民可以通过公议的契约建立秩序，而不是由人民之上的权力强加。“自治”意味着一切公共事务必须征得全体自由民的意见，由此开创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这标志着“政府需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文明原则得到认同和实现。它预兆了民主政治的许多理念与理想。
早在五月花之前一个世纪，马基雅维利就用春秋笔法揭穿了君主权力的画皮，他以无情的现实主义拒绝任何道德制约，从而将政治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在1604年，英国国会的平民院就向国王詹姆斯一世宣布：“我们的特权和自由是我们的权利和遗产，正如我们的土地和财产一样不可剥夺。”在一个前启蒙时代，王权与神权并行统治，《五月花号公约》的出现暗示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它以理性主义否定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平民认可的现状。《五月花号公约》是此后无数自治公约中的第一个。它所呈现出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理念成为许多居民点和后来殖民地竞相效仿的模式，对《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五月花号公约》不仅树立了“美国精神”，也标榜了文明尺度和国家道德，成了世界的“光与盐”。这在人类历史中是划时代的。从此之后，人与人之间除过基于暴力的杀戮、征服和奴役之外，又多了一个选择，这就是基于契约的合作。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西方的成功与东方的失败，归结为东方世界缺乏西方成熟的理性精神，而理性是科学的基础。《五月花号公约》所体现出的理性主义和民主精神植根于古老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托克维尔把乡镇自治的传统看成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
《五月花号公约》译成中文不过一二百字，但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它的意义几乎可以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等文献相媲美。美国几百年的根基就建立在这短短的几百字之上，信仰，自愿，自治，法律，法规……这些关键词几乎涵盖了美国立国的基本原则。一个相信神圣和高尚人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一群相信文字力量的人也会相信永恒和未来，他们总是充满希望的生活。契约是文明的标志。对每个视他人为地狱的个人来说，契约建立了约束、制衡和保护，使人类摆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或者说契约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利器。清教徒们并没有试图去征服和统治“教外之人”，更没有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对方，而是与对方进行磋商，最后达成一份共识性的公约，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一个正义且被敬畏的制度设计，往往胜过无数善良的眼泪。只有真正的理性才闪现着智慧的光芒，所谓权术和阴谋只能标示人类堕落的深度。一个契约社会也是文明社会，否则就是野蛮的暴力世界或流氓的权力社会。
从劳伦斯湾到墨西哥湾都覆盖着将近20米厚的树叶地毯，除过森林和毛皮，这里没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财富。虽然北美生活着1000万石器时代的土著居民，但他们并没有建立起来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那样的城市文明。从踏上新“普利茅斯”的那一刻起，36名天路客清教徒和66名“教外之人”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在上岸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有半数人冻饿而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引用了一段早期的记录：
他们现已渡过宽阔的大西洋，到达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但既无亲友来迎接他们，又无房屋来供他们栖身。当时正值隆冬，而知道我们这里的气候的人都熟悉冬天是凛冽的，这里常有狂风来袭。在这样的季节，到熟悉的地方去旅行都有困难，更不用说在一无所知的海岸上安家了。他们的周围满目凄凉，一片荒芜，到处都有野兽和野人。他们不知道这些野人有多么凶狠和有多少人数。大地已经封冻，上面布有树林和灌木丛。到处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景象。他们回头望去，只是把他们与文明世界隔开的那片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为了能够得到一点慰藉和希望，他们只能仰首求天。
食物严重缺乏，没有御寒的衣物和房屋，这是17世纪大多数新大陆移民的普遍困境，许多移民点在第一年就失败、崩溃，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特别是早期的人们只迷恋于寻找黄金和白银，这些人既无才干又无品德，酿成了数不清的悲剧。1609年，詹姆斯敦移民点的220名英国人，其中只有60人活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个幸存者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任何英国人留在外国像我们留在新发现的弗吉尼亚那样悲惨。”沃尔特•雷利当初试图建立北美殖民地，1587年，117名移民在北卡罗来纳州罗阿诺克岛登陆。当雷利的船两年后再次来到时，却没有找见一个移民，这就是“失落的弗吉尼亚”。相对而言，33年后的五月花号移民要幸运得多，在青黄不接的最艰难时节，他们得到了土著印第安人的热心救助。这些石器时代的古老部落非常慷慨地送给可怜的“新人类”许多生活必需品，还教授他们种植玉米、捕鱼和饲养火鸡。一年之后，新移民和原住民共度了一个盛大的感恩节，餐桌上摆满了玉米、南瓜和火鸡。1621年4月7日，当五月花号再度起锚时，侥幸活过严冬的移民中，没有一个人要求返回英国。
感恩节很快就过去了，印第安人没有圣诞节，古道热肠的患难之情经不住冷酷现实的折磨，“新英格兰人竭力消灭那些曾经欢迎过并拯救过他们先祖的土著人，同时也消灭了他们先祖的生活方式”。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在《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中讲述了两条船的故事：1620年9月，“五月花”号从英国朴利茅斯港起程，横渡大西洋，为美洲带去102名移民，他们将新世界的落脚点同样起名为朴利茅斯；55年后的9月，一艘名为“海上花”号的帆船从美洲的朴利茅斯起程，乘客是178名印第安土著，目的地是加勒比海种植园。虽然都是乘坐帆船远离故土，但前者的102“天路客”是要在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人间天国，而后者却是战败后被贩卖做苦役的奴隶。
美国的伟大就在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历史中的不幸、不义和不光彩的一面，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能容许揭开历史的伤疤，容忍不同观点的审视和批评。“菲利普王”战争发生在《独立宣言》诞生100年前，本杰明•丘奇，这个天路客的后代成为英雄。他身上杂糅了清教徒、水手和印第安人的性格，勇敢、宽容、智慧和悲悯，他使人们领悟，战争的噩梦终究会催生一个赋予众生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在1677年冬的一次战争中，丘奇俘虏了一位印第安老人，他的名字叫“良心”。在信仰时代，清教徒们都相信“快乐源于良心”；在财富时代，人们更欣赏一句话：“忘掉良心，你就会成功。”美国国会2010年12月1日通过议案，向印第安土著和美国黑人支付46亿美元，作为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赔偿。其中，印第安人将得到34亿美元，美国黑人将得到11.5亿美元。该议案在投票时以256票赞成和152票反对获得通过。
“五月花”号在北美大陆的登陆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成为美国民主政治传统的精神来源。《五月花号公约》被视为美国民主之花盛开的前奏，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独立宣言》，一叶扁舟漂泊而来的美利坚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诞生的历史也是关于这两个文本的历史。
180多年后，在当年“天路客”登陆的普利茅斯，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深情地说：“这份积极向上的、富有创意的社会公约在人类历史上或许是绝无仅有的。爱好思辨的哲学家认为，那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唯一来源。……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都一致认可这个团体，并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与比萨罗这样的西班牙殖民者不同，被称为“天路客”的美国先民远渡重洋的目的十分单纯，不是为了征服这块大陆，不是想建立一个强大的殖民地，而是为了神圣的宗教信仰，他们希望自由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在同一个教堂里敬奉上帝，共同建立一个高尚理性的文明社会。在早期移民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当中，仅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就超过100个，一位历史学者称当时的马州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社区”。他们到达新大陆6年之后，虽然还在为基本的生存筚路蓝缕，就先建立了哈佛学院。“在英国，清教徒的主力一直是中产阶级，而大部分移民也正是来自这个阶级。”到今天，“五月花”号已经过去将近400年，当年“天路客”的后裔已经达到3500多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10。
自从文字诞生以后，文明就发生了分裂，一种是对文字的信任，一种是对文字的利用。前者导致了理性，后者导致了欺骗。文字的契约性常常体现为立法权，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在于立法权，由皇帝垄断立法权的王法导致专制，由广大民众掌握立法权的法治导致民主。近代革命的标志就是以契约性的法律代替皇帝式的权力，然而许多革命推翻了皇帝，却并未建立法律的权威，使整个社会陷入权力失控的流氓状态。《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并不在于契约本身，而在于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从而实现了政治的文明。“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文件奏效了；因而，西方的新理想国成立了。”离开“五月花”号之后，签署公约的“天路客”们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都谨守自己对公约的承诺，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即使日后有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来到了美洲落户，在新英格兰、德克萨斯、加利福利亚、爱荷华和奥利根等所有新殖民地，《五月花号公约》都得到了严格遵守。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公约之上，就如同没有任何人可以奴役他人，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法治所带来的安全感。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事实上，普利茅斯、普罗维登斯、纽黑文、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均是在没有得到英国的援助和几乎没有让英国知道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帝力于我何有哉”，如同一个美丽的童话，一艘小船满载着梦想，最后带来的一个国家，这是奉献给一个悲惨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五月花”号开创了一次改变世界的航行，并留下一个感动人类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对于喜欢思考的人来说，常常会做这样的假设：如果“五月花”号上坐的是102名*国人，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结局呢？
当年“五月花”号上的“天路客”面对的大陆就如同他们面对的羊皮纸，这样的“一张白纸”正适合他们画出自己的梦想。《五月花号公约》正是这个梦的开始。在美国诞生之前，他们经过一代代地梳理，从《大宪章》以来的英国遗产中已经勾画出一个新版本的国家草图。在英国“共和革命”时代，马萨诸塞殖民地已经从容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任意剥夺其生命、荣誉、财产；不得任意逮捕；未经法庭审理不得任意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非得到依法赔偿，公家不得任意征用；法律判决前不得人身限制；不得自证其罪，等等。这些闪着自由和人性光辉的字句在百余年后化为伟大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
如果说《独立宣言》是《五月花号公约》的延伸，那么《五月花号公约》就是《大宪章》延伸。400多年前，英王约翰和贵族骑士们签署的《大宪章》：“在国家法律的合法裁决之前，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和剥夺权利……”；250多年后，在“五月花”号驶过的哈德逊河口，树起一尊美丽高傲的自由女神像，她左手捧着《独立宣言》，右手高擎火炬，面向着辽阔的海洋，迎接着向往自由和梦想的人类精英。作为第一个使用电弧光的现代灯塔，这份珍贵的百岁寿礼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她的下面就是美国移民博物馆。在神像基座上刻着埃玛·娜莎罗其的诗：
送给我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
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
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
一齐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