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由透明国际发布的2016年世界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日本位于第20位,属于较清廉国家。但是,除了最近的“安倍小学”风波,日本NHK电视台在2017年伊始时便曝出猛料:文部科学省发现有组织的“空降斡旋”(天下り斡旋)事件,并立刻在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导致1月20日前后,文科省原事务次官前川喜平等7名高级官僚相继辞职。 △ 2016年世界清廉指数表 一大堆专属名词或许会让人头晕,文部科学省(相当于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这个名词也倍感陌生,但这次“空降斡旋”一事爆发,不仅标志着日本数十年以来的官场灰色交易可能走向终结,也可能对日本政坛生态带来冲击,无疑是近年来日本政治一场大地震。 何为“空降斡旋”? △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片段 “我们确实想多盖几层楼,如果你退休以后来我们银行董事会,没有办公室可就麻烦了。”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第2季第6集虚构了一个场景:银行家想给自己公司的新大楼增加6层,然而主管审批的国务大臣却一直主张“削减摩天大楼”,于是银行家就与审批部门的常务秘书汉弗莱-阿普比(Humphrey Appleby)搞起小动作,希望获得支持——上世纪80年代,英国公务员会在退休之后常前往关联企业就职,这一现象日本也未能免俗,并被称为“空降(天下り)”。 “天下り”是日本神话中“天神下凡”之意,后来则成为高级公务员再就职的戏谑之语。不过较之英国,日式“空降”还别有一番人情味。 日本文化里,同年进入政府或企业工作的人会结为“同期”,较之其他同事要多一层“羁绊”(絆),传统上有互帮互助之谊。但由于官僚体系内部等级森严,一旦某人升官过快,与其他“同期”关系自然就会变得微妙。大家虽然都是从普通“系员”做起,但一旦从主任、系长(主查)、课长辅佐走向班长、总括课长辅佐、室长,再逐步升迁课长(参事官、主计官)、局次长、部长、局长(官方长),甚至于成为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正部级待遇)、站在官僚系统顶点,那么下级“同期”就不但不会帮上忙,还会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 1985年以前,日本国家公务员尚无“退休年龄”(定年)概念,于是有了一个不成文规定:事务次官就任前,无论年龄大小,课长以上级别的“同期”都要退休。当然,退休也不是坏事,事务次官会动用人脉来“斡旋”,把“同期”安排到关联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财团法人、宗教法人、教育法人等等机构,给个虚衔拿高工资。后来“空降”变得普遍起来,斡旋人也不再局限于省厅高官,原公务员(OB)也参与其中。 由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且过去日本法律存在空白,空降斡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半公开形式进行。根据日本内阁2004年调查,1998-2003年日本有3027名官僚退休到了关联法人,其中国土交通省911人,法务省629人、总务省313人、文部科学省261人、财务省251人、农林水产省245人、警察厅127人、防卫厅85人、会计检察院64人、经济产业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交易委员会23人、厚生劳动省19人、宫内厅17人、内阁府3人、外务省2人。 “空降”势力如此庞大,自然激励公务员队伍积极为旗下关联法人团体提供资金援助,以便让自己退休之后过好日子;这一方面促使政府建立更多职责权限不甚明晰的社会团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腐败发生。早在2001年,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旭、田中秀臣就在《构造改革论的误解》之中提出“空降的经济学本质与贿赂一样”。 不过到了2007年7月,第1次安倍内阁修改《国家公务员法》第106条,禁止国家公务员为了自身退休再就业,而对盈利企业与非盈利法人进行“再就职依赖”与“情报提供”,并在内阁府成立“再就职监视委员会”。 事实上,文部科学省这次“空降斡旋”事件就是由这个委员会查出。 事件发觉与政府对策 2015年8月4日,原文科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吉田大辅退休,但仅仅2天之后的8月6日,吉田大辅就来到早稻田大学参加面试,并在10月1日正式成为早稻田大学教授,专门研究高等教育政策。 △ 早稻田大学 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第106条第4款规定,公务员退休2年内不得进入盈利企业工作。早稻田大学虽然属于教育法人,不算盈利企业,但考虑到文科省掌握着对各大高校的学术拨款事宜,如此火箭般的再就职速度不禁引得再就职监视委员会倍加关注。 经调查,委员会发现早在2015年7月13日,文科省人事局就给早稻田大学提供了吉田大辅的简历与相关信息;7月下旬,原文科省公务员为吉田大辅出面“斡旋”,事先提供了面试问答题的样本。更麻烦的是,2016年5-10月接受委员会调查时分,文科省人事局与早稻田大学串供隐瞒“空降”相关事宜,这不就让委员会怀疑文科省内部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空降斡旋”。 其实对于公务员“空降斡旋”本身,安倍政府事实上继承了小泉时代以来的严厉态度,寻求抑制公务员无限扩大的权力。早在2014年,安倍政权就设置内阁人事局,专门管理各中央省厅干部任命、罢免等事宜,几年来人事局频繁参与各省厅人事调动,政府主导公务员系统的态势愈发明显。 面对这次“空降”事件,2017年1月24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会议提出在全部中央省厅进行“彻底调查”;1月31日,内阁人事局建立调查小组;2月3日开始,文科省发动内部整肃,彻查2009年以来500多名再就职原公务员的就职经过。 2月6日,文部科学相松野博一针对文科省内“有组织的空降斡旋”发表阶段性调查报告,将“空降斡旋”事件的核心人物——已退休的原文科省人事局的岛贯和男(67岁)摆上台面。报告提出,2008年各省厅禁止现职公务员出面“空降斡旋”之后,第二年(2009年)就要退休的岛贯和男认为很多后辈会“有所困扰”,因而从2013年开始借助人脉帮助官僚在退休之前谋得再就职机会。2014年1月开始,岛贯和男在公益财团法人“文教协会”就职,由于文教协会平常活动均由文科省拨款,“空降斡旋”的人脉链条便得以打通。 △ 岛贯和男(左) 2月21日,调查委员会发表中期报告,提出文科省确认有17起案件涉嫌“空降斡旋”等违法行为;3月18日,调查委员会再度提出约30件违法事件,其中一件有关于外务省原官僚“空降”东京外国语大学事件。 针对如何制止“空降斡旋”问题,2011年辞职的原经济产业省高级官僚、《日本中枢崩溃》作者古贺茂明提出,如今日本法律虽然禁止“空降斡旋”,但针对具体违反者却没有刑事处罚规定,大部分违反者只受到警告、罚薪处罚,“这一次事件是根绝空降的好机会”。 不过问题在于,日本官僚“空降”少说已经存在数十年,其中不仅有着人情关系问题,更暗含着对于公务员高压力工作、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种变相回报。一旦根绝却没有相应改革措施,国家公务员系统的运转效率很可能会降低。 其实早在2016年11月16日,安倍政府就宣布提高公务员薪水,每位公务员平均工资提高了5.1万日元,达到672.6万日元(2014年日本平均收入为542万日元)。在提升公务员工资以后,安倍政权马上通过再就职监视委员会给了公务员体系一记闷棍,未来日本官场会不会变得更好,也未可知。

根据由透明国际发布的2016年世界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日本位于第20位,属于较清廉国家。但是,除了最近的“安倍小学”风波,日本NHK电视台在2017年伊始时便曝出猛料:文部科学省发现有组织的“空降斡旋”(天下り斡旋)事件,并立刻在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导致1月20日前后,文科省原事务次官前川喜平等7名高级官僚相继辞职。

△ 2016年世界清廉指数表

一大堆专属名词或许会让人头晕,文部科学省(相当于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这个名词也倍感陌生,但这次“空降斡旋”一事爆发,不仅标志着日本数十年以来的官场灰色交易可能走向终结,也可能对日本政坛生态带来冲击,无疑是近年来日本政治一场大地震。

何为“空降斡旋”?

△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片段

“我们确实想多盖几层楼,如果你退休以后来我们银行董事会,没有办公室可就麻烦了。”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第2季第6集虚构了一个场景:银行家想给自己公司的新大楼增加6层,然而主管审批的国务大臣却一直主张“削减摩天大楼”,于是银行家就与审批部门的常务秘书汉弗莱-阿普比(Humphrey Appleby)搞起小动作,希望获得支持——上世纪80年代,英国公务员会在退休之后常前往关联企业就职,这一现象日本也未能免俗,并被称为“空降(天下り)”。

“天下り”是日本神话中“天神下凡”之意,后来则成为高级公务员再就职的戏谑之语。不过较之英国,日式“空降”还别有一番人情味。

日本文化里,同年进入政府或企业工作的人会结为“同期”,较之其他同事要多一层“羁绊”(絆),传统上有互帮互助之谊。但由于官僚体系内部等级森严,一旦某人升官过快,与其他“同期”关系自然就会变得微妙。大家虽然都是从普通“系员”做起,但一旦从主任、系长(主查)、课长辅佐走向班长、总括课长辅佐、室长,再逐步升迁课长(参事官、主计官)、局次长、部长、局长(官方长),甚至于成为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正部级待遇)、站在官僚系统顶点,那么下级“同期”就不但不会帮上忙,还会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

1985年以前,日本国家公务员尚无“退休年龄”(定年)概念,于是有了一个不成文规定:事务次官就任前,无论年龄大小,课长以上级别的“同期”都要退休。当然,退休也不是坏事,事务次官会动用人脉来“斡旋”,把“同期”安排到关联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财团法人、宗教法人、教育法人等等机构,给个虚衔拿高工资。后来“空降”变得普遍起来,斡旋人也不再局限于省厅高官,原公务员(OB)也参与其中。

由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且过去日本法律存在空白,空降斡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半公开形式进行。根据日本内阁2004年调查,1998-2003年日本有3027名官僚退休到了关联法人,其中国土交通省911人,法务省629人、总务省313人、文部科学省261人、财务省251人、农林水产省245人、警察厅127人、防卫厅85人、会计检察院64人、经济产业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交易委员会23人、厚生劳动省19人、宫内厅17人、内阁府3人、外务省2人。

“空降”势力如此庞大,自然激励公务员队伍积极为旗下关联法人团体提供资金援助,以便让自己退休之后过好日子;这一方面促使政府建立更多职责权限不甚明晰的社会团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腐败发生。早在2001年,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旭、田中秀臣就在《构造改革论的误解》之中提出“空降的经济学本质与贿赂一样”。

不过到了2007年7月,第1次安倍内阁修改《国家公务员法》第106条,禁止国家公务员为了自身退休再就业,而对盈利企业与非盈利法人进行“再就职依赖”与“情报提供”,并在内阁府成立“再就职监视委员会”。

事实上,文部科学省这次“空降斡旋”事件就是由这个委员会查出。

事件发觉与政府对策

2015年8月4日,原文科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吉田大辅退休,但仅仅2天之后的8月6日,吉田大辅就来到早稻田大学参加面试,并在10月1日正式成为早稻田大学教授,专门研究高等教育政策。

△ 早稻田大学

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第106条第4款规定,公务员退休2年内不得进入盈利企业工作。早稻田大学虽然属于教育法人,不算盈利企业,但考虑到文科省掌握着对各大高校的学术拨款事宜,如此火箭般的再就职速度不禁引得再就职监视委员会倍加关注。

经调查,委员会发现早在2015年7月13日,文科省人事局就给早稻田大学提供了吉田大辅的简历与相关信息;7月下旬,原文科省公务员为吉田大辅出面“斡旋”,事先提供了面试问答题的样本。更麻烦的是,2016年5-10月接受委员会调查时分,文科省人事局与早稻田大学串供隐瞒“空降”相关事宜,这不就让委员会怀疑文科省内部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空降斡旋”。

其实对于公务员“空降斡旋”本身,安倍政府事实上继承了小泉时代以来的严厉态度,寻求抑制公务员无限扩大的权力。早在2014年,安倍政权就设置内阁人事局,专门管理各中央省厅干部任命、罢免等事宜,几年来人事局频繁参与各省厅人事调动,政府主导公务员系统的态势愈发明显。

面对这次“空降”事件,2017年1月24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会议提出在全部中央省厅进行“彻底调查”;1月31日,内阁人事局建立调查小组;2月3日开始,文科省发动内部整肃,彻查2009年以来500多名再就职原公务员的就职经过。

2月6日,文部科学相松野博一针对文科省内“有组织的空降斡旋”发表阶段性调查报告,将“空降斡旋”事件的核心人物——已退休的原文科省人事局的岛贯和男(67岁)摆上台面。报告提出,2008年各省厅禁止现职公务员出面“空降斡旋”之后,第二年(2009年)就要退休的岛贯和男认为很多后辈会“有所困扰”,因而从2013年开始借助人脉帮助官僚在退休之前谋得再就职机会。2014年1月开始,岛贯和男在公益财团法人“文教协会”就职,由于文教协会平常活动均由文科省拨款,“空降斡旋”的人脉链条便得以打通。

△ 岛贯和男(左)

2月21日,调查委员会发表中期报告,提出文科省确认有17起案件涉嫌“空降斡旋”等违法行为;3月18日,调查委员会再度提出约30件违法事件,其中一件有关于外务省原官僚“空降”东京外国语大学事件。
针对如何制止“空降斡旋”问题,2011年辞职的原经济产业省高级官僚、《日本中枢崩溃》作者古贺茂明提出,如今日本法律虽然禁止“空降斡旋”,但针对具体违反者却没有刑事处罚规定,大部分违反者只受到警告、罚薪处罚,“这一次事件是根绝空降的好机会”。

不过问题在于,日本官僚“空降”少说已经存在数十年,其中不仅有着人情关系问题,更暗含着对于公务员高压力工作、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种变相回报。一旦根绝却没有相应改革措施,国家公务员系统的运转效率很可能会降低。

其实早在2016年11月16日,安倍政府就宣布提高公务员薪水,每位公务员平均工资提高了5.1万日元,达到672.6万日元(2014年日本平均收入为542万日元)。在提升公务员工资以后,安倍政权马上通过再就职监视委员会给了公务员体系一记闷棍,未来日本官场会不会变得更好,也未可知。

《根据由透明国际发布的2016年世界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日本位于第20位,属于较清廉国家。但是,除了最近的“安倍小学”风波,日本NHK电视台在2017年伊始时便曝出猛料:文部科学省发现有组织的“空降斡旋”(天下り斡旋)事件,并立刻在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导致1月20日前后,文科省原事务次官前川喜平等7名高级官僚相继辞职。 △ 2016年世界清廉指数表 一大堆专属名词或许会让人头晕,文部科学省(相当于科技部+教育部+文化部)这个名词也倍感陌生,但这次“空降斡旋”一事爆发,不仅标志着日本数十年以来的官场灰色交易可能走向终结,也可能对日本政坛生态带来冲击,无疑是近年来日本政治一场大地震。 何为“空降斡旋”? △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片段 “我们确实想多盖几层楼,如果你退休以后来我们银行董事会,没有办公室可就麻烦了。” 英国政治情景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第2季第6集虚构了一个场景:银行家想给自己公司的新大楼增加6层,然而主管审批的国务大臣却一直主张“削减摩天大楼”,于是银行家就与审批部门的常务秘书汉弗莱-阿普比(Humphrey Appleby)搞起小动作,希望获得支持——上世纪80年代,英国公务员会在退休之后常前往关联企业就职,这一现象日本也未能免俗,并被称为“空降(天下り)”。 “天下り”是日本神话中“天神下凡”之意,后来则成为高级公务员再就职的戏谑之语。不过较之英国,日式“空降”还别有一番人情味。 日本文化里,同年进入政府或企业工作的人会结为“同期”,较之其他同事要多一层“羁绊”(絆),传统上有互帮互助之谊。但由于官僚体系内部等级森严,一旦某人升官过快,与其他“同期”关系自然就会变得微妙。大家虽然都是从普通“系员”做起,但一旦从主任、系长(主查)、课长辅佐走向班长、总括课长辅佐、室长,再逐步升迁课长(参事官、主计官)、局次长、部长、局长(官方长),甚至于成为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正部级待遇)、站在官僚系统顶点,那么下级“同期”就不但不会帮上忙,还会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 1985年以前,日本国家公务员尚无“退休年龄”(定年)概念,于是有了一个不成文规定:事务次官就任前,无论年龄大小,课长以上级别的“同期”都要退休。当然,退休也不是坏事,事务次官会动用人脉来“斡旋”,把“同期”安排到关联企业或者其他类型的财团法人、宗教法人、教育法人等等机构,给个虚衔拿高工资。后来“空降”变得普遍起来,斡旋人也不再局限于省厅高官,原公务员(OB)也参与其中。 由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存在大量官僚出身的政治家,且过去日本法律存在空白,空降斡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半公开形式进行。根据日本内阁2004年调查,1998-2003年日本有3027名官僚退休到了关联法人,其中国土交通省911人,法务省629人、总务省313人、文部科学省261人、财务省251人、农林水产省245人、警察厅127人、防卫厅85人、会计检察院64人、经济产业省46人、人事院29人、公正交易委员会23人、厚生劳动省19人、宫内厅17人、内阁府3人、外务省2人。 “空降”势力如此庞大,自然激励公务员队伍积极为旗下关联法人团体提供资金援助,以便让自己退休之后过好日子;这一方面促使政府建立更多职责权限不甚明晰的社会团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腐败发生。早在2001年,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旭、田中秀臣就在《构造改革论的误解》之中提出“空降的经济学本质与贿赂一样”。 不过到了2007年7月,第1次安倍内阁修改《国家公务员法》第106条,禁止国家公务员为了自身退休再就业,而对盈利企业与非盈利法人进行“再就职依赖”与“情报提供”,并在内阁府成立“再就职监视委员会”。 事实上,文部科学省这次“空降斡旋”事件就是由这个委员会查出。 事件发觉与政府对策 2015年8月4日,原文科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吉田大辅退休,但仅仅2天之后的8月6日,吉田大辅就来到早稻田大学参加面试,并在10月1日正式成为早稻田大学教授,专门研究高等教育政策。 △ 早稻田大学 根据《国家公务员法》第106条第4款规定,公务员退休2年内不得进入盈利企业工作。早稻田大学虽然属于教育法人,不算盈利企业,但考虑到文科省掌握着对各大高校的学术拨款事宜,如此火箭般的再就职速度不禁引得再就职监视委员会倍加关注。 经调查,委员会发现早在2015年7月13日,文科省人事局就给早稻田大学提供了吉田大辅的简历与相关信息;7月下旬,原文科省公务员为吉田大辅出面“斡旋”,事先提供了面试问答题的样本。更麻烦的是,2016年5-10月接受委员会调查时分,文科省人事局与早稻田大学串供隐瞒“空降”相关事宜,这不就让委员会怀疑文科省内部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空降斡旋”。 其实对于公务员“空降斡旋”本身,安倍政府事实上继承了小泉时代以来的严厉态度,寻求抑制公务员无限扩大的权力。早在2014年,安倍政权就设置内阁人事局,专门管理各中央省厅干部任命、罢免等事宜,几年来人事局频繁参与各省厅人事调动,政府主导公务员系统的态势愈发明显。 面对这次“空降”事件,2017年1月24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参议院会议提出在全部中央省厅进行“彻底调查”;1月31日,内阁人事局建立调查小组;2月3日开始,文科省发动内部整肃,彻查2009年以来500多名再就职原公务员的就职经过。 2月6日,文部科学相松野博一针对文科省内“有组织的空降斡旋”发表阶段性调查报告,将“空降斡旋”事件的核心人物——已退休的原文科省人事局的岛贯和男(67岁)摆上台面。报告提出,2008年各省厅禁止现职公务员出面“空降斡旋”之后,第二年(2009年)就要退休的岛贯和男认为很多后辈会“有所困扰”,因而从2013年开始借助人脉帮助官僚在退休之前谋得再就职机会。2014年1月开始,岛贯和男在公益财团法人“文教协会”就职,由于文教协会平常活动均由文科省拨款,“空降斡旋”的人脉链条便得以打通。 △ 岛贯和男(左) 2月21日,调查委员会发表中期报告,提出文科省确认有17起案件涉嫌“空降斡旋”等违法行为;3月18日,调查委员会再度提出约30件违法事件,其中一件有关于外务省原官僚“空降”东京外国语大学事件。 针对如何制止“空降斡旋”问题,2011年辞职的原经济产业省高级官僚、《日本中枢崩溃》作者古贺茂明提出,如今日本法律虽然禁止“空降斡旋”,但针对具体违反者却没有刑事处罚规定,大部分违反者只受到警告、罚薪处罚,“这一次事件是根绝空降的好机会”。 不过问题在于,日本官僚“空降”少说已经存在数十年,其中不仅有着人情关系问题,更暗含着对于公务员高压力工作、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种变相回报。一旦根绝却没有相应改革措施,国家公务员系统的运转效率很可能会降低。 其实早在2016年11月16日,安倍政府就宣布提高公务员薪水,每位公务员平均工资提高了5.1万日元,达到672.6万日元(2014年日本平均收入为542万日元)。在提升公务员工资以后,安倍政权马上通过再就职监视委员会给了公务员体系一记闷棍,未来日本官场会不会变得更好,也未可知。》有一个想法

  1. 摘要:北京时间3月21日上午消息,在反对削减人道主义援助几天后,作为微软白宫会议的联合发起人,比尔·盖茨终于在白宫现身。本周一,比尔·盖茨会见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就全球卫生项目和国内教育展开讨论。

    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发言人莎拉·洛根(Sarah Logan)在一份声明中说,微软联合创始人与总统会面,“讨论了上述领域的巨大进步,以及美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而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周一的白宫会见是在特朗普政府提交削减外国援助预算方案几天后举行的。特朗普表示,“现在是优先考虑美国人的安全和福祉、并要求世界其他地区加强和支付其公平份额的时候了。”
    虽然比尔·盖茨不支持这位2016总统选举的候选人,但在去年大选后接受采访时他确实表示,特朗普“非常高雅”,与约翰·肯尼迪总统不相上下。
    但是,在上周五的博客文章中,盖茨反对特朗普削减美国人道主义援助的提议,主张这些项目“可保证美国人的安全”。
    他写道:“它们促进了健康、安全和经济机会,为世界上脆弱的地区带来了稳定。”
    盖茨写道,美国的援助有助于预防和消除小儿麻痹症、埃博拉病毒等流行病。他还赞扬了前总统小布什在世界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推行抗击艾滋病的计划。
    盖茨写道:“现在有1100万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依赖上述计划所提供的药物而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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