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40年后:美国中国经济关系的进步、挑战和机遇

尼克松访华40年后:美国中国经济关系的进步、挑战和机遇
2012.03.26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

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Hormats)

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讲话

2012年3月6日

纽约

我非常高兴:今晚与各位共同庆祝一个历史性事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

我要感谢亚洲协会和夏伟(Orville Schell)给我这样一个精彩的机会。

(美利坚合众国)尼克松总统,1972年与(中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面的画面,深深地印在那些通过亲眼目睹实况的美国人的脑海里。

我当时作为基辛格博士(Dr. Kissinger)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能为这个历史性会见,做事先和随后进程的准备,感到极其兴奋。而且,同样荣幸的是,能够作为(美国)副国务卿,在40年后,仍继续从事推进美国中国经济关系的工作。

在此期间,在我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我观察,并有幸从几方面,稍微接触到20世纪真正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这个伟大社会和伟大人民的重新崛起。

当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焦点是战略性的。对美国来说,主要是为了加强我们和北越谈判的立场。对中国,也对美国来说,这是为了抗衡当时所认为的-苏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

虽然,今天很难相信,但是,在当时,不管对美国,还是中国,扩大经济联系的机会,远非当务之急。

今天,在思考我们与中国的多种贸易、金融和商业联系时,很容易忘记:起步曾是多么困难。

尼克松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商业关系。

今晚,我希望重点谈谈美国中国经济关系,自那时以来,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展。

我还希望重点谈谈:促进美国中国经济关系未来40年发展的一些途径。

虽然,40年前,主要是地缘政治和冷战带来的外部压力,促使中国和美国走到一起,但是,在今天,这个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却是经济性的。

虽然,40年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国内经济,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我们的经济政策,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影响——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

回首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让我们看到,经济实力的影响力,往往和军事实力旗鼓相当或者更大。事实上,就中国而言,其作为全球主要大国的地位,更多是基于它的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实力——与以前一些成为强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尽管美国和中国,有大量的共同利益——这个关系,带来了大量互惠互利——我们也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在几个方面立场分歧,我们的价值重点有所不同。

为了解决分歧,继续发展共同利益,对未来40年,经济关系的一些重要方面,可能要有不同的架构。

美国必须继续坚决维护我们在下列方面的核心经济立场: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需要公平竞争,和在贸易、创新和投资中-不带歧视性。

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们以可能的方式,使我们的立场,与中国为自己制定的目标相互吻合一致,我们就可能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取得最大的进展,并且,努力和那些在中国寻求更大胆的改革的人们合作,为了他们自身国家利益,这种改革,也是我们所主张的。

一个目标应该是,鼓励那些希望在提高生活水平和为人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方面,作出成就的省、市彼此竞争,以采纳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和投资待遇标准。

第12个五年计划,包含的一些政策,将对中国和美国都有益。

例如,最近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美国时宣布,中国将加强其结构性减税政策,包括,对进口税进行调整,以促进消费、加速发展服务业,并积极扩大进口。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已经采取某些行动,来改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另一个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中国决定建立国务院一级的领导结构,由王副总理负责领导,并协调知识产权工作的实施;(中国国家)主席在去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企业领袖峰会(APEC CEO Summit)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使中国成为一个由创新带动的国家。

我们还需要强调,我们目前要求中国作出的许多改变,所涉及的,并不仅是双边问题,它们也符合其他许多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的许多亚洲邻国,以及与其同属“金砖四国”(BRICS)的国家。

因此,我们需要与这些新兴国家,以及支持全球经济系统的欧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国家共同努力,在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原材料和公海航道等领域中,加强并扩大遵守全球规范。对这些规则的全球支持越广泛、越深入,使中国认同这些规则的理由,就越全面、越有说服力。

一.早年,美国中国贸易兴趣微乎其微

首先,我们需要重温一下,1970年及1971年的美国中国关系。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对即使讨论双边经济关系,都几乎毫无兴趣。

中国大使熊向晖曾告诉我: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 和迪克•所罗门(Dick Solomon),中国对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发展贸易关系“毫无兴趣”。

即使在有真正的兴趣时,打开美国中国贸易大门,也存在着一系列非常实际的困难,包括,美国当时存在的种种对华贸易限制。

在访华之前,尼克松政府采取了数项实际步骤,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我们希望与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主要是出于改善政治关系的需要。

• 1971年4月,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个“五点”计划,放宽贸易与旅行限制,包括,保证加快中国公民来美国签证的核发;放宽货币控制,以使中国能够使用美元;取消禁止美国石油公司为中国商船提供燃料的限制。

• 1971年6月,尼克松总统解除了针对中国的历时21年的贸易禁运,允许某些商品,向中国出口或从中国进口。他还终止了一项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粮食与面粉出口,必须有二分之一由美国船只运输的规定。

然而,当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时,对于美国中国经济关系的关注微乎其微。

在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e)中,只有两句话提到经济问题: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

无论是由于可以理解的,相对于战略问题的从属位置,还是因为存在需要克服的实际困难,我们当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比较有限。

我们所采取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允许美国旅行者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产品,但,这些物品不得是在中国购买的(例如,在香港购买)。而且,事实证明,解除在朝鲜战争(Korean War)时开始实施、经数十年积累起来的无数美国出口控制规章与限制,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

二. 访问后,缓慢而持续的进展

在访问后不久,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开始探索-如何扩大这些开始起步的经济联系。

我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同事,已故的约翰•霍尔德里奇,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贸易问题工作小组。

我们谨慎地避免对中国市场产生不切实际的兴奋,建议采取一系列双方都能采取的行动,逐步减少贸易障碍。

我们列出了必须得到处理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其中,包括:

1. 解决美国公民现有的针对中国的索赔要求,以及中国公民要求解冻在美国的资产的问题,

2. “最惠国地位”(“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问题,

3. 两国之间旅行问题,

4. 工业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5. 针对彼此能够为对方做些什么,增进相互了解。

1973年初,基辛格博士要求我,设法让私营行业有更多参与——当时,它们与中国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商务部长弗雷德•登特(Fred Dent)和我与工商界一道努力,成立了“美国中国贸易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该组织,于1988年,改名为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中文译名,仍为美国中国贸易全国委员会)。现在,它在华盛顿、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代表约240家公司。

70年代末,卡特总统决定: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同时,邓小平决定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并实施中国向世界“开放”战略,这些共同,带动了贸易的迅速发展。

三. 经济联系迅速增长时期

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自1980年以来的进展,速度是惊人的。

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的经济改革,为外国投资打开市场、允许企业家建立私营工商业、启动农业改革、解除价格管制、并关闭了许多国有企业。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卡特总统还为促进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这类交流将对改革步伐产生的影响。我还记得,同他在中国进行的一次对话,他非常有信心地说:“请等着看——我们现在有一万名留学生在国外——等他们回国后,他们将改变中国。”

在当时,让这么多的中国人去西方学习、尤其是去美国学习,是一项大胆的举动。但这项政策,获得了巨大回报。

后来,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中国实施了另一批经济改革措施,以便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资格要求,并最终,于2001年,获准加入该组织。

有必要在这里强调指出,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朱镕基,都了解,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全面参与的一员,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利益。他们巧妙地利用全球规则与规范的压力与作用,加速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四. 惊人的数字

自1972年,尼克松访问以来,发生的经济变化,以及美国中国经济关系的发展,用令人惊人不已,来形容,毫不为过:

• 1972年,美国中国双向货物贸易,仅有区区9590万美元。到1985年——邓小平实行改革与开放,仅仅数年后,贸易量增加70多倍,达到70亿美元。

• 在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内,双向货物贸易,从70亿美元,增加到3650亿美元。

• 在2011年,美国向中国的商品出口达到1039亿美元——与1985年,对中国出口的39亿美元相比,增长超过25倍。

给大家举例说明,我们取得了多么长足的进展:在1971年,到1972之前, 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飞机和火车机车。但2011年1月,在胡主席访问华盛顿时,我们宣布的交易,包括,波音公司(Boeing)将向中国出售200架飞机,价值约达190亿美元;通用电气运输集团(GE Transportation)将与中国铁道部签署 14亿美元的合同,其中,包括出口价值3亿5千万美元的火车机车、半组装产品、售后服务和信号系统。

但是,尽管取得惊人的进展,美国和中国,仍存在许多有待克服的障碍。

因此,我认为:尼克松访问40周年之际,让我们不仅回顾过去,而且,思考如何能够汲取过去的经验继续向前发展。

五.改革开放的新机遇?

展望下一个40年,我们有机会塑造一个有益于美国中国两国和整个世界的未来全球经济体系。

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在未来年代里,塑造全球经济的,不仅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且,还有我们与整个亚洲日益增长的关系——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我们与东盟(ASEAN)、日本、韩国的关系,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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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訪華40年後:美國中國經濟關係的進步、挑戰和機遇
2012.03.26

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能源和農業事務的副國務卿

羅伯特•霍馬茨(Robert Hormats)

在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的講話

2012年3月6日

紐約

我非常高興:今晚與各位共同慶祝一個歷史性事件——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40週年。

我要感謝亞洲協會和夏偉(Orville Schell)給我這樣一個精彩的機會。

(美利堅合眾國)尼克松總統,1972年與(中國)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會面的畫面,深深地印在那些通過親眼目睹實況的美國人的腦海裡。

我當時作為基辛格博士(Dr. Kissinger)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能為這個歷史性會見,做事先和隨後進程的準備,感到極其興奮。而且,同樣榮幸的是,能夠作為(美國)副國務卿,在40年後,仍繼續從事推進美國中國經濟關係的工作。

在此期間,在我對中國的多次訪問中,我觀察,並有幸從幾方面,稍微接觸到20世紀真正偉大的歷史事件之一——這個偉大社會和偉大人民的重新崛起。

當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的時候,焦點是戰略性的。對美國來說,主要是為了加強我們和北越談判的立場。對中國,也對美國來說,這是為了抗衡當時所認為的-蘇聯對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威脅。

雖然,今天很難相信,但是,在當時,不管對美國,還是中國,擴大經濟聯繫的機會,遠非當務之急。

今天,在思考我們與中國的多種貿易、金融和商業聯繫時,很容易忘記:起步曾是多麼困難。

尼克松入主白宮之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沒有商業關係。

今晚,我希望重點談談美國中國經濟關係,自那時以來,取得了多麼長足的進展。

我還希望重點談談:促進美國中國經濟關係未來40年發展的一些途徑。

雖然,40年前,主要是地緣政治和冷戰帶來的外部壓力,促使中國和美國走到一起,但是,在今天,這個關係的許多重要方面,卻是經濟性的。

雖然,40年前,中國的經濟政策,對我們的國內經濟,很少或根本沒有任何影響——我們的經濟政策,對他們,也沒有任何影響——今天的情況,截然不同。

回首過去幾十年所發生的各種事件,讓我們看到,經濟實力的影響力,往往和軍事實力旗鼓相當或者更大。事實上,就中國而言,其作為全球主要大國的地位,更多是基於它的經濟影響力,而不是軍事實力——與以前一些成為強國的情況非常不同。

儘管美國和中國,有大量的共同利益——這個關係,帶來了大量互惠互利——我們也必須坦率地承認,我們在幾個方面立場分歧,我們的價值重點有所不同。

為了解決分歧,繼續發展共同利益,對未來​​40年,經濟關係的一些重要方面,可能要有不同的架構。

美國必須繼續堅決維護我們在下列方面的核心經濟立場:知識產權、保護商業秘密、需要公平競爭,和在貿易、創新和投資中-不帶歧視性。

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如果我們以可能的方式,使我們的立場,與中國為自己制定的目標相互吻合一致,我們就可能在這些領域和其他領域,取得最大的進展,並且,努力和那些在中國尋求更大膽的改革的人們合作,為了他們自身國家利益,這種改革,也是我們所主張的。

一個目標應該是,鼓勵那些希望在提高生活水平和為人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方面,作出成就的省、市彼此競爭,以採納世界一流的知識產權和投資待遇標準。

第12個五年計劃,包含的一些政策,將對中國和美國都有益。

例如,最近中國國家副主席訪問美國時宣布,中國將加強其結構性減稅政策,包括,對進口稅進行調整,以促進消費、加速發展服務業,並積極擴大進口。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已經採取某些行動,來改進對知識產權的保護。

另一個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中國決定建立國務院一級的領導結構,由王副總理負責領導,並協調知識產權工作的實施;(中國國家)主席在去年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企業領袖峰會( APEC CEO Summit)的講話中表示,中國將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使中國成為一個由創新帶動的國家。

我們還需要強調,我們目前要求中國作出的許多改變,所涉及的,並不僅是雙邊問題,它們也符合其他許多國家的利益,包括,中國的許多亞洲鄰國,以及與其同屬“金磚四國” (BRICS)的國家。

因此,我們需要與這些新興國家,以及支持全球經濟系統的歐洲、拉丁美洲、中東和非洲國家共同努力,在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投資、原材料和公海航道等領域中,加強並擴大遵守全球規範。對這些規則的全球支持越廣泛、越深入,使中國認同這些規則的理由,就越全面、越有說服力。

一.早年,美國中國貿易興趣微乎其微

首先,我們需要重溫一下,1970年及1971年的美國中國關係。

在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前,無論中國,還是美國,對即使討論雙邊經濟關係,都幾乎毫無興趣。

中國大使熊向暉曾告訴我: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同事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 和迪克•所羅門(Dick Solomon),中國對於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發展貿易關係“毫無興趣”。

即使在有真正的興趣時,打開美國中國貿易大門,也存在著一系列非常實際的困難,包括,美國當時存在的種種對華貿易限制。

在訪華之前,尼克松政府採取了數項實際步驟,向中國發出信號,表示-我們希望與中國發展更為密切的貿易關係,主要是出於改善政治關係的需要。

• 1971年4月,尼克松總統宣布了一個“五點”計劃,放寬貿易與旅行限制,包括,保證加快中國公民來美國簽證的核發;放寬貨幣控制,以使中國能夠使用美元;取消禁止美國石油公司為中國商船提供燃料的限制。

• 1971年6月,尼克松總統解除了針對中國的歷時21年的貿易禁運,允許某些商品,向中國出口或從中國進口。他還終止了一項對共產主義國家的糧食與麵粉出口,必須有二分之一由美國船隻運輸的規定。

然而,當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問中國時,對於美國中國經濟關係的關注微乎其微。

在上海公報(Shanghai Communique)中,只有兩句話提到經濟問題:

“雙方把雙邊貿易看作是另一個可以帶來互利的領域,並一致認為:平等互利的經濟關係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的。他們同意為逐步發展兩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

無論是由於可以理解的,相對於戰略問題的從屬位置,還是因為存在需要克服的實際困難,我們當時,對中國的經濟政策比較有限。

我們所採取的最早措施之一是,允許美國旅行者帶回價值100美元的中國產品,但,這些物品不得是在中國購買的(例如,在香港購買)。而且,事實證明,解除在朝鮮戰爭(Korean War)時開始實施、經數十年積累起來的無數美國出口控制規章與限制,是件極其複雜的工作。

二. 訪問後,緩慢而持續的進展

在訪問後不久,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便開始探索-如何擴大這些開始起步的經濟聯繫。

我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位同事,已故的約翰•霍爾德里奇,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建議成立一個貿易問題工作小組。

我們謹慎地避免對中國市場產生不切實際的興奮,建議採取一系列雙方都能採取的行動,逐步減少貿易障礙。

我們列出了必須得到處理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其中,包括:

1.解決美國公民現有的針對中國的索賠要求,以及中國公民要求解凍在美國的資產的問題,

2. “最惠國地位”(“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問題,

3.兩國之間旅行問題,

4.工業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5.針對彼此能夠為對方做些什麼,增進相互了解。

1973年初,基辛格博士要求我,設法讓私營行業有更多參與——當時,它們與中國幾乎沒有任何接觸。商務部長弗雷德•登特(Fred Dent)和我與工商界一道努力,成立了“美國中國貿易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該組織,於1988年,改名為US-China Business Council(中文譯名,仍為美國中國貿易全國委員會)。現在,它在華盛頓、北京和上海設有辦事處,代表約240家公司。

70年代末,卡特總統決定:與中國實現外交關係正常化,同時,鄧小平決定推動國內經濟改革,並實施中國向世界“開放”戰略,這些共同,帶動了貿易的迅速發展。

三. 經濟聯繫迅速增長時期

在座的每個人都知道,自1980年以來的進展,速度是驚人的。

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實行的經濟改革,為外國投資打開市場、允許企業家建立私營工商業、啟動農業改革、解除價格管制、並關閉了許多國有企業。

與此同時,鄧小平和卡特總統還為促進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

鄧小平充分認識到-這類交流將對改革步伐產生的影響。我還記得,同他在中國進行的一次對話,他非常有信心地說:“請等著看——我們現在有一萬名留學生在國外——等他們回國後,他們將改變中國。”

在當時,讓這麼多的中國人去西方學習、尤其是去美國學習,是一項大膽的舉動。但這項政策,獲得了巨大回報。

後來,在朱鎔基總理的領導下,中國實施了另一批經濟改革措施,以便達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資格要求,並最終,於2001年,獲准加入該組織。

有必要在這裡強調指出,無論是鄧小平,還是朱鎔基,都了解,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系中,全面參與的一員,將給中國帶來巨大利益。他們巧妙地利用全球規則與規範的壓力與作用,加速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

四. 驚人的數字

自1972年,尼克松訪問以來,發生的經濟變化,以及美國中國經濟關係的發展,用令人驚人不已,來形容,毫不為過:

• 1972年,美國中國雙向貨物貿易,僅有區區9590萬美元。到1985年——鄧小平實行改革與開放,僅僅數年後,貿易量增加70多倍,達到70億美元。

• 在1985年到2010年的25年內,雙向貨物貿易,從70億美元,增加到3650億美元。

• 在2011年,美國向中國的商品出口達到1039億美元——與1985年,對中國出口的39億美元相比,增長超過25倍。

給大家舉例說明,我們取得了多麼長足的進展:在1971年,到1972之前, 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飛機和火車機車。但2011年1月,在胡主席訪問華盛頓時,我們宣布的交易,包括,波音公司(Boeing)將向中國出售200架飛機,價值約達190億美元;通用電氣運輸集團(GE Transportation)將與中國鐵道部簽署14億美元的合同,其中,包括出口價值3億5千萬美元的火車機車、半組裝產品、售後服務和信號系統。

但是,儘管取得驚人的進展,美國和中國,仍存在許多有待克服的障礙。

因此,我認為:尼克松訪問40週年之際,讓我們不僅回顧過去,而且,思考如何能夠汲取過去的經驗繼續向前發展。

五.改革開放的新機遇?

展望下一個40年,我們有機會塑造一個有益於美國中國兩國和整個世界的未來全球經濟體​​系。

在這裡,我要補充一句,在未來年代裡,塑造全球經濟的,不僅是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而且,還有我們與整個亞洲日益增長的關係——通過亞太經合組織(APEC)和我們與東盟(ASEAN)、日本、韓國的關係,以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
Nixon’s visit to China after 40 years: the U.S.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2012.03.26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Economy, Energy and Agricultural Affairs

Robert Hormats, Robert Hormats,

Speech at the Asia Society Asia Society

March 6, 2012

New York

I am very pleased: with you tonight to celebrate a historic event – Richard Nixon (Richard Nixon) President’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0th anniversary.

I want to thank the Asia Society and Schell Orville, Director of Schell, gave me such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Nixon, the 1972 screen (China) Chairman Mao Zedong and Premier Zhou Enlai met, deeply imprinted in the minds of Americans by witnessed live.

I was as Dr. Kissinger, Dr. of Kissinger’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for this historic meeting, to do prior and subsequent preparation of the process are extremely excited. Moreover, the same honor, as the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after 40 years, continues to engage in promoting the work of the U.S.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meantime, in my many visits to China, I have observed, honored in several ways, a little exposure to one of the truly great 20th century historical events – the Great Society and the re-emergence of the great people.

When President Nixon’s visit to Beijing, the focus is strategic. For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us and the North Vietnamese bargaining positi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that in order to compete – the Soviet Union against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threat.

Although hard to believe today, However, at the time,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e opportunity to expand economic ties, far from being the top priority.

Today, thinking about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o a variety of trade, finance and business ties, it is easy to forget: the start was how difficult it is.

Nixon White House, there is no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night, I want to focus on the U.S.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how considerable progress since then.

I would also like to focus on: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40 years the U.S.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and a number of ways.

Although 40 years ago, mainly to the external pressures brought about by the geopolitical and the Cold War, prompt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me together today, however, many important aspects of this relationship, it is economic in nature.

40 years ago, China’s economic policy, our domestic economy, very little or did not have any impact – our economic policies, they also do not have any impact – the situation today, very different.

Looking back a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let us see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strength and military strength. Matched or greater. In fact, in the case of China, its status as the world’s major powers, and more based on its economic clout, rather than military strength is very different – and some of the previous as a power.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common interests – this relationship has brought a lot of mutual benefit – and we must frankly acknowledge our position in several respects differences, our value focus is different.

In order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and continue to develop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next 40 years, some important aspects of economic relations, may have different architectures.

The United States must continue to resolutely safeguard our core economic position in the following are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 trade secrets, need fair competition and trade,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in – and non-discriminatory.

However, in doing so, possible to make our stand, and China has set for itself targets consistent with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we may achieve maximum progress in these areas and other areas, and, hard work and bolder reforms in China for people to cooperate for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such reforms, but also we have advocated.

A goal should be to encourage those who wish to mak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province, municipalities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rais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people to adopt world-clas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vestment standards of treatment.

12 Five-Year Plan contains some policies wil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eful.

For example, the recent Chinese Vice President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that China will strengthen its structural tax cuts, including to adjust the import duty to promote consumptio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and actively expand import.

Another example is that China has taken some action to improv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other I am encouraged by China’s decision to establish the State Council, a leadership structure by the Vice Prim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work; (China National) President in the November last year, APEC business leaders’ summit ( APEC CEO of the Summit) in his speech said that China will strengthen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king China an innovation-driven countries.

We also need to emphasize that our current requirements of many of the changes made in China, involved, and not only bilateral issues, they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interests of many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many of China’s Asian neighbors, and its one of the “BRIC country (BRICS) countries.

Therefore, we need to work with these emerg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n Europe, Latin America, Middle East and African countries make joint efforts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compliance with global norms in the field of tra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vestment, raw materials and the high seas waterway . More extensive global support of these rules, the deeper reason to agree with these rules, the more comprehensive, more convincing.

A. In earlier years, the USA and China trade interest is minimal

First, we need to revisit 1970 and 1971,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A and China.

Before President Nixon’s visit,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uss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have almost no interest.

Xiong Xianghui, Chinese Ambassador told me: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lleague John Holdridge (John the Holdridge) and Dick (Dick Solomon), Solom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relations. “No interest in . ”

Real interest to open China’s trade door, there are also a series of ver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trade restrictions with China.

Before the visit to China,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has taken a number of practical steps to send a signal to China – we want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r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mainly for the need to improve political relations.

In April 1971, President Nixon announced a five-point plan to relax trade and travel restrictions, including Chinese citizens to ensure that speed up the issuance of visas in the United States; easing of monetary control to be able to use the dollar; lift the ban on U.S. oil The Chinese merchant ships, fuel restrictions.

• In June 1971, President Nixon lifted the trade embargo against China, which lasted 21 years, to allow certain goods to export to China or imported from China. He also terminate a grain and flour exports to communist countries, there must be half by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ransport by vessels.

However, when the Nixon visit to China in February 1972, very little concern for the U.S.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Shanghai Communique), only two sentences referred to the economic problems:

“The two sides view bilateral trade as another area from which mutual benefit can be, and agreed that: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is the interest of both peoples. They agreed to facilitate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ether it is understandable, as opposed to the subordinate position of strategic issues, or because of the need to overcom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we were on China’s economic policies more limited.

The earliest measures we have taken one allow U.S. travelers to bring back $ 100 worth of Chinese products, but these items can not be purchased in China (for example, purchased in Hong Kong). Moreover, the facts prove that the lift in the Korean War (Korean War) started by decades accumulated numerous U.S. ex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and restrictions, is extremely complex.

Two after the visit, the slow but steady progress

Shortly after the visi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will begin to explore – how to expand economic ties started.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lleague, the late John Holdridge, submitted a memorandum, recomme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ade working group.

We are careful to avoid unrealistic excitement of the Chinese market, it is recommended to take a series of actions taken by both sides, and gradually reduce trade barriers.

We have listed a range of economic issues must be addressed, which include:

A. Solve the problem of U.S. citizens for claims, as well as Chinese citizens are demanding unfreeze assets in the U.S.,

Two.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Most Favored Nation, the Status”).

3. Trave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problem,

4. Industri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5 Against each other can do for each other, enhance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early 1973, Dr. Kissinger asked me to try to make the private sector more involved in – at the time, almost no contact with China. Minister of Commerce Fred Dent (Fred Dent,) and I work together with the business sect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ommittee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The organization, in 1988, changed its name to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Chinese translation, is still the USA and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Trade). Now, it has offices in Washington, Beijing and Shanghai, representing about 240 companies.

In the late 1970s, President Carter decided: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Deng Xiaoping decided to promote domestic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to the world of “open” strategy common to driv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e.

Three economic ties rapid growth period

Everyone here knows that, since the progress made since 1980, the speed is amaz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1980s, foreign investment, open up the market to allow entrepreneurs to establish private business, start of agricultural reforms, the lifting of price controls, and closed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Deng Xiaoping and President Carter to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Deng Xiaoping is fully aware of the impact – these exchanges will be the pace of reform. I still remember, with a conversation in Chinese, he very confidently said: “wait and see – we now have 10,000 students abroad – after they return home, they will change China.”

At the time, so many Chinese people to learn from the West, especially to study in America, is a bold move. But this policy was a great return.

Lat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mier Zhu Rongji,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another batch of economic reform meas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qualification requirements to jo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finally, in 2001, admitted as a member of the org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here that, whether it is Deng Xiaoping, or Zhu Rongji, all know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ul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will bring great benefits. Their clever use of global rules and norms of the pressure and the role of accelerated China’s market-oriented reforms.

Four. Alarming figures

Since 1972, Nixon’s visit to the economic change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it is amazing endless to describe, is not too much:

• In 1972, the United States two-way trade in goods, only a mere $ 95.9 million. 1985 – Deng Xiaoping’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just a few years, trade has increased 70 times to $ 7,000,000,000.

• 1985 to 2010, 25 years, two-way trade in goods increased from $ 7,000,000,000 to $ 365 billion.

• In 2011, U.S. merchandise exports to China reached $ 103.9 billion compared to $ 3.9 billion exports to China – and in 1985, an increase of more than 25 times.

Illustrate, we have made how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1971, prior to 1972, the U.S. ban on exports of aircraft and locomotives to China. January 2011, President Hu’s visit to Washington, we announced the transaction, including The Boeing Company (Boeing) will be the sale of 200 aircraft, worth about $ 19 billion; GE Transportation Group (GE Transportation) will be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Railways signed a $ 1.4 billion contract, which, including the export of 300 million to $ 50 million worth of locomotives, semi-assembled product, service and signal systems.

However, despite the amazing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hurdles to overcome.

So, I think: Nixon’s visit to the 40th anniversary, let us not only to review the past, thinking about how to be able to learn from past experiences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V. Reform and opening up new opportunities?

Looking to the next 40 years,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p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the USA and China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of the future global economy.

Here, I would like to add that, in the coming years, 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y, not only is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our relations with Asia as a whole growing –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and with ASEAN (ASEAN), Japan, Korea, and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

《尼克松访华40年后:美国中国经济关系的进步、挑战和机遇》有一个想法

  1. 中國城市群發展迅速增至23個

    中國城市群發展迅速增至23個

    時間:2012-04-03 ,來源: 人民日報

    對於“城市群”概念,國人並不陌生。而中國總共有多少“城市圈”?卻未必人人皆知,並且可能有多種答案。

      “十大城市群”。 5年前的2007年,國家發改委相關研究員在媒體撰文指出,“中國將形成十大城市群”,並預測若干年後,“中國五城市群可能進全球十強”。

      “23個城市群”。 5年後的今天,一份《 2010中國城市群發展報告》(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發布)指出,目前,中國正在形成23個城市群,其中,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已躋身於國際公認的6大世界級城市群。

    從“十大”到“23個”,只用了5年時間。近年來中國“城市群”正呈現出迅速發展態勢。

      從“十大”到“23個”

    2007年是“十一五”第二年,當時預想中的“十大城市群”,具體為“未來中國將形成十大城市群: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遼中南、中原、長江中游、海峽西岸、川渝和關中城市群。”

    彼時,對“城市群”定性為:在特定的區域範圍內云集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以一個或兩個特大城市為中心,依託一定的自然環境和交通條件,城市之間的內在聯繫不斷加強,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2012年是“十二五”第二年,《報告》中提到的“23個”城市群中,15個為達標城市群: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海峽西岸、長株潭、武漢、成渝、環鄱陽湖、中原、哈大長、江淮、關中、天山北坡城市群。 8個為非達標城市群:南北欽防、晉中、銀川平原、呼包鄂、酒嘉玉、蘭白西、黔中和滇中城市群。

    《報告》還給出了對“城市群”達標與否的標準:“城市群內都市圈或大城市數量不少於3個,至少有1個特大或超大城市為核心”、“人口規模不低於2000萬人”、“城市化水平大於50%,非農產業產值比率超過70%”、“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經濟密度大於500萬元人民幣/平方公里”等標準。

    西部也成“城市群”重鎮
    從知名度和影響力來看,諸城市群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個老大哥”最為人熟知。而環鄱陽湖、中原、江淮、長株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則於近年漸多受到關注。呼包​​鄂、南北欽防、銀川平原等西部或邊疆地區城市群也日益走進人們視野。

    從地域來看,2007年的“十大”中,絕大多數位居東部。而2012年的“23個”中,東部只有6個,低於中部的7個,更低於西部的10個——南北欽防、關中、天山北坡、蘭白西、滇中、黔中、呼包鄂、銀川平原、酒嘉玉城市群等。

    從經濟總量、發展階段及未來趨勢看,西部城市群發展遠落後於東部。東部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被認為將長期“主導中國經濟的發展”。

      “城市群”功能日漸清晰

    “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十二五”規劃則強調,“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佈局”。

    《報告》中明確梳理出各城市群發展方向和建設重點。如環鄱陽湖城市群,建成國家大湖流域綜合開發示範的生態型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國家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海峽西岸城市群,則為國家服務祖國統一大業的海岸型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是中國面向中亞五國合作的陸橋型等。

    此外,《報告》提出,經過10-20年建設,中國要將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分別建成國家綜合競爭力最強、亞太地區最具競爭活力、國家創新能力最強的世界級城市群。

    中国城市群发展迅速增至23个

    中国城市群发展迅速增至23个

    时间:2012-04-03 ,来源: 人民日报

      对于“城市群”概念,国人并不陌生。而中国总共有多少“城市圈”?却未必人人皆知,并且可能有多种答案。

      “十大城市群”。5年前的2007年,国家发改委相关研究员在媒体撰文指出,“中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并预测若干年后,“中国五城市群可能进全球十强”。

      “23个城市群”。5年后的今天,一份《 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布)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跻身于国际公认的6大世界级城市群。

      从“十大”到“23个”,只用了5年时间。近年来中国“城市群”正呈现出迅速发展态势。

      从“十大”到“23个”

      2007年是“十一五”第二年,当时预想中的“十大城市群”,具体为“未来中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

      彼时,对“城市群”定性为: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云集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加强,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2012年是“十二五”第二年,《报告》中提到的“23个”城市群中,15个为达标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峡西岸、长株潭、武汉、成渝、环鄱阳湖、中原、哈大长、江淮、关中、天山北坡城市群。8个为非达标城市群:南北钦防、晋中、银川平原、呼包鄂、酒嘉玉、兰白西、黔中和滇中城市群。

      《报告》还给出了对“城市群”达标与否的标准:“城市群内都市圈或大城市数量不少于3个,至少有1个特大或超大城市为核心”、“人口规模不低于2000万人”、“城市化水平大于50%,非农产业产值比率超过70%”、“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经济密度大于500万元人民币/平方公里”等标准。

    西部也成“城市群”重镇
      从知名度和影响力来看,诸城市群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老大哥”最为人熟知。而环鄱阳湖、中原、江淮、长株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则于近年渐多受到关注。呼包鄂、南北钦防、银川平原等西部或边疆地区城市群也日益走进人们视野。

      从地域来看,2007年的“十大”中,绝大多数位居东部。而2012年的“23个”中,东部只有6个,低于中部的7个,更低于西部的10个——南北钦防、关中、天山北坡、兰白西、滇中、黔中、呼包鄂、银川平原、酒嘉玉城市群等。

      从经济总量、发展阶段及未来趋势看,西部城市群发展远落后于东部。东部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被认为将长期“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

      “城市群”功能日渐清晰

      “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二五”规划则强调,“科学规划城市群内各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

      《报告》中明确梳理出各城市群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如环鄱阳湖城市群,建成国家大湖流域综合开发示范的生态型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海峡西岸城市群,则为国家服务祖国统一大业的海岸型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是中国面向中亚五国合作的陆桥型等。

      此外,《报告》提出,经过10-20年建设,中国要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分别建成国家综合竞争力最强、亚太地区最具竞争活力、国家创新能力最强的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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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creased to 23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creased to 23

    Time :2012-04-03 Source: People’s Daily

    , People are no stranger to the concep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otal the number of “city circle”? But not necessarily well known, and there may be multiple answers were possible.

    10 urban agglomerations. Five years ago, 2007,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researcher in the media, the author pointed out that “China will form a ten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edict a few years later, China’s fiv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to the global top ten.

    23 urban agglomerations. Today, five years after a 2010 urban agglomerations Development Report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published) pointed out that China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23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ch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been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6 World-class city recognized group.

    From the “Top Ten” to “23”, only five years.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showing a trend of rapid development.

    From the “top ten” to “23”

    2007 is the “Eleventh Five-second year, was expected the 10 urban agglomerations, specifically for the future, China will form the top 10 urban agglomerations: Beijing, Tianj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Shandong Peninsula, south Liaoning , Central Plains,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west side, Sichuan, Chongqing and off in the urban group.

    Time, characterized as “urban agglomerations” gather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different nature: in the specific area within the city of the type and grade of the scale to one or two mega-cities as the center, relying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 cit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ogether constitute a complete city, “aggregates”.

    2012 is the “12th Five-second year,” the report mentioned in the 23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group of 15 standard cit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Shandong Peninsula, Liaodong Peninsula, the west side of Changsha, Zhuzhou, Wuhan, Chengdu and Chongqing, Poyang Lake, the Central Plains, ha long, JAC, off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urban agglomerations. 8 for non-compliance City Group: South and North Chin anti Jinzhong, Yinchuan Plain, Hubao urban agglomeration of Hubei, wine Jiayu, blue white west, Guizhou and central Yunnan.

    “Report” also gives the standard or not standard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number of metropolitan area or metropolitan urban agglomerations at least three, at least there are a large or mega-cities as the core “, 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less than 20 million people,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50%,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al output value ratio over 70%, the per capita GDP exceeded 3,000 U.S. dollars, the economic density of greater than 5 million yuan / km “standard.

    The western into the center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Zhucheng group from the visibility and influence, Beijing, Tianj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three big brother” the most well know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Poyang Lake, the Central Plains, JAC, Tan, Tianshan Mountains,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attention. Hubao Hubei, north and south Chin-defense, Yinchuan Plain, western or frontier city group also increasingly into the horizon.

    From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the “Top Ten” in 2007, the vast majority among the eastern part. 2012 “23”, the eastern is only 6 lower than the middle of seven, even lower than the west of 10 – north and south Chin anti, off the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blue white West, central Yunnan, Guizhou , Hubei, Yinchuan Plain, wine Jiayu urban agglomerations such as Hubao.

    From the total econom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future trends in the western city group development is far behind the east. Eastern part of Beijing, Tianj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considered long-term lead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agglomerations” function is increasingly clear

    “Eleventh Five-Year Plan” made it clear that should the city group as the main form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12th Five-Year Plan stressed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to locate and industrial layout”.

    “Report” clearly tease out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priorities. Built eco-city group of the Great Lakes Basin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such as Poyang Lake City group;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a national urban and rural reform pilot area; the west side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compared to the national service coast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China-oriented land bridge type for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In addition, the report suggested that after 10-20 years of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want to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Beijing, Tianjin, respectively, the completion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trongest, the most competitive dynamic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countries most innovative world-class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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