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9日 1分钟前 阅读:0 ODA 即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缩写。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 简介: ODA: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直译成中文是“官方发展援助”,日本译为“政府开发援助”。ODA 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 “官方发展援助”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典型的经济外交模式,成为双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边外交中也受到广泛关注。 “官方发展援助”有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军事安全目标和道义目标4种。具体解释起来颇费笔墨,恐怕会枯燥得很,用一句俗话概括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 在ODA的历史上,“马歇尔计划”算得上是头一号。阿富汗战争后,各国为卡尔扎伊政府提供捐助,也可以看成是最近发生的ODA典型案例。 ODA按其基本渠道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按形式可分为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等。1995年重新规定了接受ODA国家的条件,即不仅包括人均GNP指标,还包括“出生率”、“平均寿命”、“外债”等10个指标。据统计,接受日本ODA的国家大约有100多个, 而提供各种形式的ODA,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营造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各国特殊的国家利益等多种目的。 ODA! 东京决定“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而后,宣布向印度提供1555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其态度意味深长。曾经,中国是日本ODA最大的受益国,1979年至2005年,凡接受超过3万亿日元的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等。这里,钱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ODA为日本企业扩大对华投资提供了一种“政治担保”。对这一点,应予以公正评价。 日本1979年起向中国提供ODA,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冷战时期的改革,最大的风险便在于能否顺利实现“开放”。这里,中美建交、中日“友好”,固然为中国的“开放”扫除了政治障碍,并不能确保经济开放的成功。开放的关键在于,能否如期获得外来资金的支持,能否获得海外市场的准入。 长期的封锁与隔绝,让1979年的中国像一个谜。对于习惯了西方市场的海外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投资风险。除了“赎罪型投资”,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前始终踯躅不前,直到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并启动对华ODA。像是扬起的大旗,ODA很快让日本企业认清了风的方向,带动了随后整个“对华投资热”。这里,ODA先行,意味着东京对所谓“中国风险”的否定,同时向日本企业投资提供政府担保。至于援助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倒在其次了。 当然,围绕ODA,中日间也并非总是其乐融融。比如,199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与中国偿还日元贷款碰撞,导致中国汇差损失;2001年后,东京下调贷款额度,对贷款使用方向提出质疑,乃至由多年放贷改为逐年审核等。 ODA是钱,但其运作往往溢出经济的层面,带有政治外交的意味。1970年代末启动的日本对华ODA,得益于中日关系东风解冻的前提,进而又促使了中日间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黄金时代的出现。也就是说,ODA是一面镜子,映鉴着中日关系的现状,也暗示了它的未来。 这跟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外交状况有关。一般而言,军事和经济是国家对外干涉的主要手段。前者直截了当,富于“刚性”,后者则相对委婉,作用效果也悠远绵长。在和平宪法下,日本排除了军事干涉的可能,专攻经济外交,而ODA就是其中的核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间资本(包括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之所以会随ODA涌入中国,正是源于日本政治外交的这一传统,即对日本政府战略、ODA流程与企业战略二合一的传统。在日本,ODA的决策由主管外交的外务省负责,但如何投放,则由主管企业行为的经产省提供信息(也就是说,经产省可以将“企业的愿望”通报外务省)。其审批、制定预算由财务省负责,执行则交政府系统的国际协作银行操办。 国际协作银行谙熟金融业务、通晓分散汇差风险技巧,更兼具“政府放款”的功能。每当认定意义重大的海外项目,为了补充ODA作用,该行还会不失时机地另外提供“市场信贷”,以引领民间银行跟随放贷,促进企业加大投资。眼下,对印度就是这样。显然,东京此番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ODA,有单方违约之嫌,与双方达成的“2008年终止对华ODA”的谅解根本不同。其外交意味不言而喻,必将影响对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2005与2008虽然只一个数字的差别,但从企业投资风险的角度看,前者不啻于宣布“中国风险”的上升,而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ODA“毕业”,东京不必再提供担保,企业完全可以依据市场原理自行判断是否投资。事实上,中国计划在2008年完成加入WTO的过渡期,日本政府若如期在同一年结束对华ODA,想必可以对日本企业投递某种积极信息,拉动其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 遗憾的是,东京还是选择了2005年。其挑衅姿态、恶化中日经济关系的用意可谓昭然若揭。问题是,鉴于当前中国市场对世界资金的投资魅力,日本企业的退缩,只能意味着其他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地位的提高。仅举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此时丰田汽车跟随政府“风向标”,在中国市场打退堂鼓,那么就无异于心甘情愿地被美国的“通用”、德国的“大众”乃至韩国的“现代”淘汰出局。届时,日本政府所盘算的“柔性效果”,恐怕需要日本企业来消化了。 援助形式: 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府援助。包括三种形式,无偿贷款,有偿贷款,技术援助。 其特点: 其有三个特点,一是期很长,贷款期一般几十年,有的长达八十年;二是利息低,很多是无息、低息贷款;三是目的明确,就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凡是参加经合组织的国家都有这种政府发展援助。 其对外简要历史: ODA! 1.日本对外ODA的简要历史 : 日本从1958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种政府援助。60 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增强,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提供开发援助,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960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1961 年成立海外协力基金会( OECF),1963 年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在有关省厅设立了管理ODA 事务的专门机构。1960 年,日本作为首批成员国参加了国际开发协会。1960 —1963 年,日本政府分别参加了世界银行倡导的向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提供的多边援助计划。 1964 年4 月,日本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随即以发达国家的身份,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进一步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同期,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资金呈迅速增长的态势。从累计金额看,1955年为7870 万美元,1964 年达2.3 亿美元,1968年突破10 亿美元大关,1970 年达到20亿美元,1978年又飙升到107亿美元。对外资金合作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1965 年以前大多是“项目援助”,1966年以后出现了“商品出口援助”,向国际收支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1969 年,日本加入“国际谷物协定”的“粮食援助计划”,向粮食短缺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70 年代是日本的经济外交和ODA 进一步发展和开始转型的时期。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90%以上的能源需求依赖于海外进口的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混乱和困境。日本大力推进以保证能源供应为基本目标的“能源外交”。 这一时期日本对于生产和提供石油能源的中东、海湾地区所提供的ODA 金额增长相当快, 仅1973 —1975 年3 年间,就增长了13%(而同期日本ODA 的总金额仅仅增长了2.6%)。1975 年8月,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日方应美方要求,允诺向埃及提供ODA,这时的日本ODA 已经超越了纯粹开发援助的经济目的和范畴,开始具备了综合安全保障与战略援助的意义和作用。正是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目的,日本政府宣布将“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进行国际合作”,于1973 年3 月决定向蒙古提供ODA(无偿援助),1975 年10 月又决定向越南北方提供ODA。8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宣称要成为“国际国家”,对外提供的战略型援助也大幅度增加。 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于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也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从侧面配合美国对全球热点地区的战略援助,也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保障,日本政府决定加强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等“纷争周边国家”提供ODA。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ODA 的金额,扩大ODA的规模,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机,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在1991 — 1995 年连续5 年保持了世界上“最大对外援助国”的冠军宝座。 90年代,冷战结束,日本竭尽全力更多地在国际社会公开扩大政治影响和承担安全责任,一方面ODA 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诉求更加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外交手段、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作用开始为强有力的、积极主动的“大国志向型”的政治外交所取代。基于对地缘战略和国际关系现状的认识,日本政府在拓展全防卫外交的同时,仍然强调作为“亚太一员”的基本立场,大力推进“周边外交”。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也始终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属于亚太地区的亚洲(不含西亚、中东)、中南美、大洋洲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所占比例分别为:1967 年79%,1970 年85.6%,1975 年79.3%,80 年代虽有所下降,但仍平均高达69.9%。日本ODA 自然也适应上述外交重心的要求仍然以亚洲作为最重要的投放地区。这一政策方针在日本国内显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据外务省1997 年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于重点援助亚洲表示赞成的比例达56.7%。1990 — 1997 年,日本ODA 投放于亚洲的比例分别为:59.3%、59.5%、57.3%、54.4%、49.6%、46.5%,虽然呈减少的趋势,但一直是最大的份额,而且1998年又回升到62.4%。而亚洲各国也仍然对日本的ODA寄予较大的期望,希望日本能提供更多的经济开发援助。 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背景及实施的简要概况 日元贷款不过是战争赔款的变种之一。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时,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战争。依靠赔偿、“无偿援助”以及日元贷款,此后十余年,日本在亚洲各国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了。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仅从战争赔偿的角度认识日本对华ODA,那当然是不够全面的。日本之所以决定从1979年开始对华提供ODA,还有从其他方面考虑。一是从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考虑。 70 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 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 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二是从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考虑。 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 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 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 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三是从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把握, 日本的对华ODA 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在政治方面, 日本把ODA 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在经济上, 日本希望以ODA 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 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 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大平内阁1979年底作出的对华日元贷款决定, 是日本首次承诺提供多年度一揽子ODA ,也是中国首次从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接受ODA。这次的对华日元贷款决策定下了日本对华ODA 政策的基调。80 年代初以来, 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不断有所变化, 其发展进程还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总的趋势是双边关系不断得到了加强。历届日本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不断扩大了对华ODA 的规模。日本的对华ODA, 成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截止到目前,中国已接受日本对华ODA330000亿日元,占中国接受OECD国家援助的60%。25年来,日本对华OD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对华项目的实施效果: 一、1978—2008年:三个30周年的内在联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这三个30周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复交后,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提到了两国的议事日程。 1974年11月1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缔约预备性谈判。1975年1—5月,中日双方举行了12次会谈。在2月14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中日双方围绕是否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发生了分歧。本来,“反霸条款”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同样的表述也写入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 。中方主张,和平条约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日方却以该条款会刺激苏联为由,反对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中日缔约会谈就此搁浅。从深层原因看,中国“文革”时期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三木内阁的消极姿态,使中日缔约谈判陷于僵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后,中国进入“后文革”时代。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组阁后,对恢复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姿态。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1978年1月21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8年7月21日,中日恢复了缔约谈判。经过十几轮会谈后,1978年8月9日中日谈判由副外长、大使级升格为外长级。8月12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于8月16日通过了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16日和18日通过了日本众参两院。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前往日本访问。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 在访日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邓小平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 000美元的指标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如上所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改革开放蓝图的形成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启这三个过程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依次递进、承上启下、逐渐深化的一个历史进程。 二、1979年: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过程 : “文革”后,中国百废待举。其中,对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的需求与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层逐渐调整了外资政策,首先决定引进外国商业贷款,后来又决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979年又确定了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方针。 从日本方面看,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方案,最早在福田内阁时期产生。1978年12月8日大平正芳组阁后,也计划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具有不同于商业贷款的两大特点。其一,它是政府贷款。它与民间银行或企业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业利益而提供的贷款不同,体现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其二,它是低息、长期贷款。它的提供条件比商业贷款优惠,属于符合“开发援助委员会(DAC)”认定标准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1979年11月30日,在大平首相的政治决断下,做出了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决定。12月5日,大平首相访华,向中方正式表示了日元贷款决定。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从1980年起实施,日本对华无偿援助也正式启动。 大平内阁之后铃木、中曾根、竹下三届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日本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提供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1980—1983年期间,总额3 309亿日元)之后,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对中方承诺了第二批日元贷款(1984—1990年期间,总额4 740亿日元)。1988年8月竹下首相访华时承诺:提前一年把第二批日元贷款提供完毕,并从1990年起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1990—1995年期间,总额8 100亿日元),年息进一步降低。 综观以上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决策背景,可以从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两个层面上予以把握。 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经过5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日本开始谋求确立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考虑,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重要决策背景。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看,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 一是政治考虑。日本在1971年美中关系解冻、在1972年9月日中复交、1978年8月日中缔约、1978年12月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等历史机运的推动下,把对华提供ODA即政府援助资金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 二是经济考虑。日本欲以ODA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当时,中国急需进口大量日本的机械设备,日本急欲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以及进口石油与煤炭等资源。然而,中方支付手段的短缺日益成为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瓶颈”,因而急需日本在这方面提供合作。 三是历史和感情因素的考虑。日本的对华ODA政策中,也包含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负债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的心理。另外,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规模较大,其中包含着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给予特殊考虑的成分。 三、1979—2008年:日本对华ODA的积极意义 : 日本的对华ODA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其中日元贷款数额最大,成效也最显著。近25年来,日元贷款在我国的能源与资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成功地援建了众多大型项目。其主要援建项目分布在十六个方面。 (1)铁路。从总数看,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或改建电气化铁路4 407公里,其中新建部分达2 735公里,相当于中国在“六五”——“八五”期间电气化铁路新建总长度10 875公里的25%。 (2)公路。中国从1990年起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利用了日元贷款。例如,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分别在重庆、武汉、黄石、铜陵4个长江沿岸城市架设了公路桥,并建设了齐齐哈尔嫩江公路桥,共利用约239亿日元贷款。 (3)港口。石臼所港和秦皇岛港建设项目共利用了1 037亿日元贷款。青岛、连云港、深圳大鹏湾盐田港、海南岛海口港扩建工程,共利用1 272亿日元贷款,并有22个泊位及配套设施的修建和改造项目得到日方合作。 (4)航空。武汉天河机场总投资9.15亿元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为62.79亿日元。北京首都机场设施扩建项目利用了第3次日元贷款215.41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183.38亿日元,共计398.79亿日元。 (5)城市交通。北京地铁第一期、第二期地铁工程利用了日元贷款,上海、重庆、天津、大连等地的城铁开发调查和无锡道路交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等均得到日方技术合作。 (6)电力。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发电能力648万千瓦,其中“八五”期间为580万千瓦,这相当于同期中国计划新建发电装机容量5 820万千瓦的10%。 (7)节能。中国在工厂节能等方面得到了日方的技术转让和人才培训。1984年,中国在日方合作下建立了大连节能教育中心。 (8)电讯。例如,1984—1987年间,天津、上海、广州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350亿日元分别安装了8万门、12万门、10万门数字程控电子交换机,还建设了电话分局之间的光缆数字中继传输线路、用户线路、电信管道、维修中心、软件中心等一大批配套设施。 (9)信息系统。如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 (10)水库。例如,经6年施工于1995年建成的观音阁水库,总投资15.68亿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117.8亿日元。 (11)水利。如江苏省通榆河灌溉开发计划等。 (12)化肥。1991年以来,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6座化肥厂,其生产能力为年产143万吨,相当于“八五”期间中国新增化肥生产能力254万吨的56%。 (13)城建。如青岛发展计划(包括公路、通讯、供水、污水处理等)、海南发展计划(港口、公路、电信等)等。 (14)城市煤气。例如,利用日元贷款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气管网——哈尔滨煤气工程。此外还有福建等地的煤气供应设施扩建项目。 (15)城市供水。北京供水设施扩建项目使用了第2次日元贷款154.8亿日元、第3次日元贷款156.78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200亿日元,共计511.58亿日元。 (16)环保。例如,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26.40亿日元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3] 相关看法 ODA! 日本对华ODA总体规模较大,其中无偿资金与技术援助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主要分布于农业、医疗、环保、人才培训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偿援助援建项目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此外,还有遍布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70个主要援建项目,涉及教育、农林渔、城市生活、科研、医疗、邮电、食品、广播电视、环保、水利、文物保存、福利等广泛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内外环境变化和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为背景,日本的ODA政策开始发生变化。2004年,日本正式宣布将于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日元贷款。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对华ODA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多次正式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问中国时承诺向中国提供8 100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邓小平在8月26日会见竹下登时表示:你这次带来的礼物不算轻,我们欢迎,感谢。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邓第一次对外国首脑致谢辞”。 1998年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访日期间与小渊首相举行会谈时,对日元贷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同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写入了如下一段话:“日方表示,稳定、开放、发展的中国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继续向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合作与支持。中方对日方迄今向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时,也对日本ODA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时再次郑重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中国极度缺乏资金与技术之际,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如今,日本对华ODA已接近尾声。全面、客观地总结这段历史,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对华ODA的内在联系,把其写入中日关系史册,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 ODA! 日本:大幅削减援华预算 : 日本对华援助(ODA)始于1979年,援助形式包括有偿援助(即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部分。截至2009年底,援助总额约达36412亿日元(相当于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左右。其中,约90%的对华援助属于低息贷款,中国将资金用于铁路和发电站等基础项目的建设。2008年,日本政府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只保留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09年对中国的ODA为6300万美元,其中包括技术和资金援助。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日本对华的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也面临着大幅削减的可能。日前,日本外务省官员透露,前原诚司认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如今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外务省官员说,前原诚司指示外务省将在2011年6月出台的新对华援助方案里大幅削减预算。按照指示,新对华援助方案不再新增对华贷款项目,如果有必须贷款的项目也要列到对华贷款预算之外。此外,目前仍未结束的对华贷款,将履行至终止日期。 不过,日本外务省内对此也有反对声音,认为ODA是对华外交的必要方式。有官员认为,明年中日邦交将迎来40周年,减少ODA对于改善两国关系将会送出“误会”的讯息。此外,ODA对于中国国民改善对日情感和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整体环境都有一定影响。 英国:对外援助、剔除中俄 : 在日本发出大幅削减ODA预算的同时,另一个对华援助大国英国,也宣布停止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据悉,英国政府每年约有60亿英镑的国际援助预算,提供给115个国家。这笔援助预算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负责执行。2006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在五年时间里对华提供发展援助1.05亿英镑。 早在2009年初,就有反对党称应在2011年后停止对华援助。今年2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透露说,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停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来自DFID的计划草案显示,英国这次决定停止经济援助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俄罗斯,伊拉克等15个国家。英国认为,现在最需要援助的,是那些有着大量妇女和儿童面临生存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自然不在其列。 此外,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也在近期纷纷要求检讨该国对华援助、贷款政策。美国众议员德纳·罗拉巴克3月2日向国务卿希拉里当面批评美国政府向中国贷款的政策。 相关回应: 中方回应ODA是日本项目,由日本政府界定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中,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日本考虑减少ODA发表了看法。赵启正表示:“日本说要适当减少ODA不是今年才说的,说了许多年了,对我来说并没有意外的感觉。” 赵启正强调说:“ODA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包括从二战结束以后到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都是相连带的。ODA也曾经在中国的某些建设方面起过作用。当然,ODA是日本的项目,是由日本政府来界定的。”

迄今为止,日本共产党的Twitter粉丝量有8708人,这个数量,明显低于执政党之日本自民党(70064人)和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指正的日本公明党(34892人),却略高于曾做过日本执政党的民主党(7074人)。   
日本共产党诞生于1922年7月15日,比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晚一年。该党成立之际,只有8个人,提倡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到2012年5月1日为止,共产党员共有31.8万人(日本总人口为1亿2千760万人)。2010年时,日共党员有40.6万人。经过该党“自我审查”,大约有9万人被判为不合格党员们,其被要求:办了离党手续。   
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国会中,占了多少席位呢?   
在日本众议院480个席位中,共产党占了8位(最多是自民党294位);在日本参议院242阁席位中,共产党占了11位(最多的是自民党114位)。作为一个政党,日本共产党对日本国家政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不高,“没什么存在感”。
日本共产党发行的日报《赤旗》(发行量为24万、周日版为138万)。日共和中共有很多交流。比如,2014年2月5日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应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的邀请,在位于东京的中国大使馆用餐,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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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翻译处!(日文、日语)。

ODA 即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缩写。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 简介: ODA: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直译成中文是“官方发展援助”,日本译为“政府开发援助”。ODA 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 “官方发展援助”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典型的经济外交模式,成为双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边外交中也受到广泛关注。 “官方发展援助”有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军事安全目标和道义目标4种。具体解释起来颇费笔墨,恐怕会枯燥得很,用一句俗话概括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 在ODA的历史上,“马歇尔计划”算得上是头一号。阿富汗战争后,各国为卡尔扎伊政府提供捐助,也可以看成是最近发生的ODA典型案例。 ODA按其基本渠道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按形式可分为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等。1995年重新规定了接受ODA国家的条件,即不仅包括人均GNP指标,还包括“出生率”、“平均寿命”、“外债”等10个指标。据统计,接受日本ODA的国家大约有100多个, 而提供各种形式的ODA,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营造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各国特殊的国家利益等多种目的。 ODA! 东京决定“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而后,宣布向印度提供1555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其态度意味深长。曾经,中国是日本ODA最大的受益国,1979年至2005年,凡接受超过3万亿日元的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等。这里,钱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ODA为日本企业扩大对华投资提供了一种“政治担保”。对这一点,应予以公正评价。 日本1979年起向中国提供ODA,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冷战时期的改革,最大的风险便在于能否顺利实现“开放”。这里,中美建交、中日“友好”,固然为中国的“开放”扫除了政治障碍,并不能确保经济开放的成功。开放的关键在于,能否如期获得外来资金的支持,能否获得海外市场的准入。 长期的封锁与隔绝,让1979年的中国像一个谜。对于习惯了西方市场的海外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投资风险。除了“赎罪型投资”,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前始终踯躅不前,直到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并启动对华ODA。像是扬起的大旗,ODA很快让日本企业认清了风的方向,带动了随后整个“对华投资热”。这里,ODA先行,意味着东京对所谓“中国风险”的否定,同时向日本企业投资提供政府担保。至于援助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倒在其次了。 当然,围绕ODA,中日间也并非总是其乐融融。比如,199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与中国偿还日元贷款碰撞,导致中国汇差损失;2001年后,东京下调贷款额度,对贷款使用方向提出质疑,乃至由多年放贷改为逐年审核等。 ODA是钱,但其运作往往溢出经济的层面,带有政治外交的意味。1970年代末启动的日本对华ODA,得益于中日关系东风解冻的前提,进而又促使了中日间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黄金时代的出现。也就是说,ODA是一面镜子,映鉴着中日关系的现状,也暗示了它的未来。 这跟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外交状况有关。一般而言,军事和经济是国家对外干涉的主要手段。前者直截了当,富于“刚性”,后者则相对委婉,作用效果也悠远绵长。在和平宪法下,日本排除了军事干涉的可能,专攻经济外交,而ODA就是其中的核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间资本(包括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之所以会随ODA涌入中国,正是源于日本政治外交的这一传统,即对日本政府战略、ODA流程与企业战略二合一的传统。在日本,ODA的决策由主管外交的外务省负责,但如何投放,则由主管企业行为的经产省提供信息(也就是说,经产省可以将“企业的愿望”通报外务省)。其审批、制定预算由财务省负责,执行则交政府系统的国际协作银行操办。 国际协作银行谙熟金融业务、通晓分散汇差风险技巧,更兼具“政府放款”的功能。每当认定意义重大的海外项目,为了补充ODA作用,该行还会不失时机地另外提供“市场信贷”,以引领民间银行跟随放贷,促进企业加大投资。眼下,对印度就是这样。显然,东京此番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ODA,有单方违约之嫌,与双方达成的“2008年终止对华ODA”的谅解根本不同。其外交意味不言而喻,必将影响对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2005与2008虽然只一个数字的差别,但从企业投资风险的角度看,前者不啻于宣布“中国风险”的上升,而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ODA“毕业”,东京不必再提供担保,企业完全可以依据市场原理自行判断是否投资。事实上,中国计划在2008年完成加入WTO的过渡期,日本政府若如期在同一年结束对华ODA,想必可以对日本企业投递某种积极信息,拉动其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 遗憾的是,东京还是选择了2005年。其挑衅姿态、恶化中日经济关系的用意可谓昭然若揭。问题是,鉴于当前中国市场对世界资金的投资魅力,日本企业的退缩,只能意味着其他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地位的提高。仅举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此时丰田汽车跟随政府“风向标”,在中国市场打退堂鼓,那么就无异于心甘情愿地被美国的“通用”、德国的“大众”乃至韩国的“现代”淘汰出局。届时,日本政府所盘算的“柔性效果”,恐怕需要日本企业来消化了。 援助形式: 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府援助。包括三种形式,无偿贷款,有偿贷款,技术援助。 其特点: 其有三个特点,一是期很长,贷款期一般几十年,有的长达八十年;二是利息低,很多是无息、低息贷款;三是目的明确,就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凡是参加经合组织的国家都有这种政府发展援助。 其对外简要历史: ODA! 1.日本对外ODA的简要历史 : 日本从1958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种政府援助。60 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增强,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提供开发援助,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960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1961 年成立海外协力基金会( OECF),1963 年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在有关省厅设立了管理ODA 事务的专门机构。1960 年,日本作为首批成员国参加了国际开发协会。1960 —1963 年,日本政府分别参加了世界银行倡导的向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提供的多边援助计划。 1964 年4 月,日本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随即以发达国家的身份,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进一步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同期,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资金呈迅速增长的态势。从累计金额看,1955年为7870 万美元,1964 年达2.3 亿美元,1968年突破10 亿美元大关,1970 年达到20亿美元,1978年又飙升到107亿美元。对外资金合作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1965 年以前大多是“项目援助”,1966年以后出现了“商品出口援助”,向国际收支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1969 年,日本加入“国际谷物协定”的“粮食援助计划”,向粮食短缺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70 年代是日本的经济外交和ODA 进一步发展和开始转型的时期。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90%以上的能源需求依赖于海外进口的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混乱和困境。日本大力推进以保证能源供应为基本目标的“能源外交”。 这一时期日本对于生产和提供石油能源的中东、海湾地区所提供的ODA 金额增长相当快, 仅1973 —1975 年3 年间,就增长了13%(而同期日本ODA 的总金额仅仅增长了2.6%)。1975 年8月,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日方应美方要求,允诺向埃及提供ODA,这时的日本ODA 已经超越了纯粹开发援助的经济目的和范畴,开始具备了综合安全保障与战略援助的意义和作用。正是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目的,日本政府宣布将“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进行国际合作”,于1973 年3 月决定向蒙古提供ODA(无偿援助),1975 年10 月又决定向越南北方提供ODA。8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宣称要成为“国际国家”,对外提供的战略型援助也大幅度增加。 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于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也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从侧面配合美国对全球热点地区的战略援助,也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保障,日本政府决定加强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等“纷争周边国家”提供ODA。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ODA 的金额,扩大ODA的规模,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机,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在1991 — 1995 年连续5 年保持了世界上“最大对外援助国”的冠军宝座。 90年代,冷战结束,日本竭尽全力更多地在国际社会公开扩大政治影响和承担安全责任,一方面ODA 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诉求更加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外交手段、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作用开始为强有力的、积极主动的“大国志向型”的政治外交所取代。基于对地缘战略和国际关系现状的认识,日本政府在拓展全防卫外交的同时,仍然强调作为“亚太一员”的基本立场,大力推进“周边外交”。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也始终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属于亚太地区的亚洲(不含西亚、中东)、中南美、大洋洲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所占比例分别为:1967 年79%,1970 年85.6%,1975 年79.3%,80 年代虽有所下降,但仍平均高达69.9%。日本ODA 自然也适应上述外交重心的要求仍然以亚洲作为最重要的投放地区。这一政策方针在日本国内显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据外务省1997 年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于重点援助亚洲表示赞成的比例达56.7%。1990 — 1997 年,日本ODA 投放于亚洲的比例分别为:59.3%、59.5%、57.3%、54.4%、49.6%、46.5%,虽然呈减少的趋势,但一直是最大的份额,而且1998年又回升到62.4%。而亚洲各国也仍然对日本的ODA寄予较大的期望,希望日本能提供更多的经济开发援助。 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背景及实施的简要概况 日元贷款不过是战争赔款的变种之一。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时,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战争。依靠赔偿、“无偿援助”以及日元贷款,此后十余年,日本在亚洲各国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了。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仅从战争赔偿的角度认识日本对华ODA,那当然是不够全面的。日本之所以决定从1979年开始对华提供ODA,还有从其他方面考虑。一是从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考虑。 70 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 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 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二是从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考虑。 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 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 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 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三是从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把握, 日本的对华ODA 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在政治方面, 日本把ODA 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在经济上, 日本希望以ODA 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 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 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大平内阁1979年底作出的对华日元贷款决定, 是日本首次承诺提供多年度一揽子ODA ,也是中国首次从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接受ODA。这次的对华日元贷款决策定下了日本对华ODA 政策的基调。80 年代初以来, 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不断有所变化, 其发展进程还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总的趋势是双边关系不断得到了加强。历届日本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不断扩大了对华ODA 的规模。日本的对华ODA, 成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截止到目前,中国已接受日本对华ODA330000亿日元,占中国接受OECD国家援助的60%。25年来,日本对华OD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对华项目的实施效果: 一、1978—2008年:三个30周年的内在联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这三个30周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复交后,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提到了两国的议事日程。 1974年11月1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缔约预备性谈判。1975年1—5月,中日双方举行了12次会谈。在2月14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中日双方围绕是否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发生了分歧。本来,“反霸条款”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同样的表述也写入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 。中方主张,和平条约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日方却以该条款会刺激苏联为由,反对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中日缔约会谈就此搁浅。从深层原因看,中国“文革”时期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三木内阁的消极姿态,使中日缔约谈判陷于僵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后,中国进入“后文革”时代。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组阁后,对恢复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姿态。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1978年1月21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8年7月21日,中日恢复了缔约谈判。经过十几轮会谈后,1978年8月9日中日谈判由副外长、大使级升格为外长级。8月12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于8月16日通过了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16日和18日通过了日本众参两院。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前往日本访问。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 在访日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邓小平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 000美元的指标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如上所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改革开放蓝图的形成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启这三个过程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依次递进、承上启下、逐渐深化的一个历史进程。 二、1979年: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过程 : “文革”后,中国百废待举。其中,对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的需求与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层逐渐调整了外资政策,首先决定引进外国商业贷款,后来又决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979年又确定了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方针。 从日本方面看,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方案,最早在福田内阁时期产生。1978年12月8日大平正芳组阁后,也计划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具有不同于商业贷款的两大特点。其一,它是政府贷款。它与民间银行或企业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业利益而提供的贷款不同,体现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其二,它是低息、长期贷款。它的提供条件比商业贷款优惠,属于符合“开发援助委员会(DAC)”认定标准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1979年11月30日,在大平首相的政治决断下,做出了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决定。12月5日,大平首相访华,向中方正式表示了日元贷款决定。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从1980年起实施,日本对华无偿援助也正式启动。 大平内阁之后铃木、中曾根、竹下三届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日本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提供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1980—1983年期间,总额3 309亿日元)之后,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对中方承诺了第二批日元贷款(1984—1990年期间,总额4 740亿日元)。1988年8月竹下首相访华时承诺:提前一年把第二批日元贷款提供完毕,并从1990年起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1990—1995年期间,总额8 100亿日元),年息进一步降低。 综观以上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决策背景,可以从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两个层面上予以把握。 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经过5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日本开始谋求确立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考虑,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重要决策背景。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看,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 一是政治考虑。日本在1971年美中关系解冻、在1972年9月日中复交、1978年8月日中缔约、1978年12月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等历史机运的推动下,把对华提供ODA即政府援助资金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 二是经济考虑。日本欲以ODA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当时,中国急需进口大量日本的机械设备,日本急欲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以及进口石油与煤炭等资源。然而,中方支付手段的短缺日益成为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瓶颈”,因而急需日本在这方面提供合作。 三是历史和感情因素的考虑。日本的对华ODA政策中,也包含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负债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的心理。另外,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规模较大,其中包含着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给予特殊考虑的成分。 三、1979—2008年:日本对华ODA的积极意义 : 日本的对华ODA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其中日元贷款数额最大,成效也最显著。近25年来,日元贷款在我国的能源与资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成功地援建了众多大型项目。其主要援建项目分布在十六个方面。 (1)铁路。从总数看,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或改建电气化铁路4 407公里,其中新建部分达2 735公里,相当于中国在“六五”——“八五”期间电气化铁路新建总长度10 875公里的25%。 (2)公路。中国从1990年起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利用了日元贷款。例如,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分别在重庆、武汉、黄石、铜陵4个长江沿岸城市架设了公路桥,并建设了齐齐哈尔嫩江公路桥,共利用约239亿日元贷款。 (3)港口。石臼所港和秦皇岛港建设项目共利用了1 037亿日元贷款。青岛、连云港、深圳大鹏湾盐田港、海南岛海口港扩建工程,共利用1 272亿日元贷款,并有22个泊位及配套设施的修建和改造项目得到日方合作。 (4)航空。武汉天河机场总投资9.15亿元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为62.79亿日元。北京首都机场设施扩建项目利用了第3次日元贷款215.41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183.38亿日元,共计398.79亿日元。 (5)城市交通。北京地铁第一期、第二期地铁工程利用了日元贷款,上海、重庆、天津、大连等地的城铁开发调查和无锡道路交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等均得到日方技术合作。 (6)电力。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发电能力648万千瓦,其中“八五”期间为580万千瓦,这相当于同期中国计划新建发电装机容量5 820万千瓦的10%。 (7)节能。中国在工厂节能等方面得到了日方的技术转让和人才培训。1984年,中国在日方合作下建立了大连节能教育中心。 (8)电讯。例如,1984—1987年间,天津、上海、广州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350亿日元分别安装了8万门、12万门、10万门数字程控电子交换机,还建设了电话分局之间的光缆数字中继传输线路、用户线路、电信管道、维修中心、软件中心等一大批配套设施。 (9)信息系统。如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 (10)水库。例如,经6年施工于1995年建成的观音阁水库,总投资15.68亿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117.8亿日元。 (11)水利。如江苏省通榆河灌溉开发计划等。 (12)化肥。1991年以来,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6座化肥厂,其生产能力为年产143万吨,相当于“八五”期间中国新增化肥生产能力254万吨的56%。 (13)城建。如青岛发展计划(包括公路、通讯、供水、污水处理等)、海南发展计划(港口、公路、电信等)等。 (14)城市煤气。例如,利用日元贷款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气管网——哈尔滨煤气工程。此外还有福建等地的煤气供应设施扩建项目。 (15)城市供水。北京供水设施扩建项目使用了第2次日元贷款154.8亿日元、第3次日元贷款156.78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200亿日元,共计511.58亿日元。 (16)环保。例如,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26.40亿日元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3] 相关看法 ODA! 日本对华ODA总体规模较大,其中无偿资金与技术援助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主要分布于农业、医疗、环保、人才培训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偿援助援建项目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此外,还有遍布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70个主要援建项目,涉及教育、农林渔、城市生活、科研、医疗、邮电、食品、广播电视、环保、水利、文物保存、福利等广泛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内外环境变化和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为背景,日本的ODA政策开始发生变化。2004年,日本正式宣布将于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日元贷款。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对华ODA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多次正式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问中国时承诺向中国提供8 100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邓小平在8月26日会见竹下登时表示:你这次带来的礼物不算轻,我们欢迎,感谢。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邓第一次对外国首脑致谢辞”。 1998年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访日期间与小渊首相举行会谈时,对日元贷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同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写入了如下一段话:“日方表示,稳定、开放、发展的中国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继续向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合作与支持。中方对日方迄今向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时,也对日本ODA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时再次郑重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中国极度缺乏资金与技术之际,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如今,日本对华ODA已接近尾声。全面、客观地总结这段历史,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对华ODA的内在联系,把其写入中日关系史册,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 ODA! 日本:大幅削减援华预算 : 日本对华援助(ODA)始于1979年,援助形式包括有偿援助(即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部分。截至2009年底,援助总额约达36412亿日元(相当于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左右。其中,约90%的对华援助属于低息贷款,中国将资金用于铁路和发电站等基础项目的建设。2008年,日本政府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只保留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09年对中国的ODA为6300万美元,其中包括技术和资金援助。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日本对华的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也面临着大幅削减的可能。日前,日本外务省官员透露,前原诚司认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如今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外务省官员说,前原诚司指示外务省将在2011年6月出台的新对华援助方案里大幅削减预算。按照指示,新对华援助方案不再新增对华贷款项目,如果有必须贷款的项目也要列到对华贷款预算之外。此外,目前仍未结束的对华贷款,将履行至终止日期。 不过,日本外务省内对此也有反对声音,认为ODA是对华外交的必要方式。有官员认为,明年中日邦交将迎来40周年,减少ODA对于改善两国关系将会送出“误会”的讯息。此外,ODA对于中国国民改善对日情感和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整体环境都有一定影响。 英国:对外援助、剔除中俄 : 在日本发出大幅削减ODA预算的同时,另一个对华援助大国英国,也宣布停止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据悉,英国政府每年约有60亿英镑的国际援助预算,提供给115个国家。这笔援助预算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负责执行。2006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在五年时间里对华提供发展援助1.05亿英镑。 早在2009年初,就有反对党称应在2011年后停止对华援助。今年2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透露说,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停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来自DFID的计划草案显示,英国这次决定停止经济援助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俄罗斯,伊拉克等15个国家。英国认为,现在最需要援助的,是那些有着大量妇女和儿童面临生存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自然不在其列。 此外,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也在近期纷纷要求检讨该国对华援助、贷款政策。美国众议员德纳·罗拉巴克3月2日向国务卿希拉里当面批评美国政府向中国贷款的政策。 相关回应: 中方回应ODA是日本项目,由日本政府界定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中,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日本考虑减少ODA发表了看法。赵启正表示:“日本说要适当减少ODA不是今年才说的,说了许多年了,对我来说并没有意外的感觉。” 赵启正强调说:“ODA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包括从二战结束以后到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都是相连带的。ODA也曾经在中国的某些建设方面起过作用。当然,ODA是日本的项目,是由日本政府来界定的。”

《2014年7月9日 1分钟前 阅读:0 ODA 即官方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缩写。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 简介: ODA: 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直译成中文是“官方发展援助”,日本译为“政府开发援助”。ODA 是指发达国家官方机构(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向发展中国家或多边机构提供的赠款,或赠与成分不低于25%的优惠贷款。 “官方发展援助”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典型的经济外交模式,成为双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边外交中也受到广泛关注。 “官方发展援助”有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军事安全目标和道义目标4种。具体解释起来颇费笔墨,恐怕会枯燥得很,用一句俗话概括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 在ODA的历史上,“马歇尔计划”算得上是头一号。阿富汗战争后,各国为卡尔扎伊政府提供捐助,也可以看成是最近发生的ODA典型案例。 ODA按其基本渠道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按形式可分为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等。1995年重新规定了接受ODA国家的条件,即不仅包括人均GNP指标,还包括“出生率”、“平均寿命”、“外债”等10个指标。据统计,接受日本ODA的国家大约有100多个, 而提供各种形式的ODA,则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营造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各国特殊的国家利益等多种目的。 ODA! 东京决定“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而后,宣布向印度提供1555亿日元的低息贷款,其态度意味深长。曾经,中国是日本ODA最大的受益国,1979年至2005年,凡接受超过3万亿日元的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等。这里,钱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ODA为日本企业扩大对华投资提供了一种“政治担保”。对这一点,应予以公正评价。 日本1979年起向中国提供ODA,那一年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而冷战时期的改革,最大的风险便在于能否顺利实现“开放”。这里,中美建交、中日“友好”,固然为中国的“开放”扫除了政治障碍,并不能确保经济开放的成功。开放的关键在于,能否如期获得外来资金的支持,能否获得海外市场的准入。 长期的封锁与隔绝,让1979年的中国像一个谜。对于习惯了西方市场的海外企业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投资风险。除了“赎罪型投资”,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前始终踯躅不前,直到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并启动对华ODA。像是扬起的大旗,ODA很快让日本企业认清了风的方向,带动了随后整个“对华投资热”。这里,ODA先行,意味着东京对所谓“中国风险”的否定,同时向日本企业投资提供政府担保。至于援助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倒在其次了。 当然,围绕ODA,中日间也并非总是其乐融融。比如,1990年代中期,日元升值与中国偿还日元贷款碰撞,导致中国汇差损失;2001年后,东京下调贷款额度,对贷款使用方向提出质疑,乃至由多年放贷改为逐年审核等。 ODA是钱,但其运作往往溢出经济的层面,带有政治外交的意味。1970年代末启动的日本对华ODA,得益于中日关系东风解冻的前提,进而又促使了中日间一个“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黄金时代的出现。也就是说,ODA是一面镜子,映鉴着中日关系的现状,也暗示了它的未来。 这跟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外交状况有关。一般而言,军事和经济是国家对外干涉的主要手段。前者直截了当,富于“刚性”,后者则相对委婉,作用效果也悠远绵长。在和平宪法下,日本排除了军事干涉的可能,专攻经济外交,而ODA就是其中的核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民间资本(包括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之所以会随ODA涌入中国,正是源于日本政治外交的这一传统,即对日本政府战略、ODA流程与企业战略二合一的传统。在日本,ODA的决策由主管外交的外务省负责,但如何投放,则由主管企业行为的经产省提供信息(也就是说,经产省可以将“企业的愿望”通报外务省)。其审批、制定预算由财务省负责,执行则交政府系统的国际协作银行操办。 国际协作银行谙熟金融业务、通晓分散汇差风险技巧,更兼具“政府放款”的功能。每当认定意义重大的海外项目,为了补充ODA作用,该行还会不失时机地另外提供“市场信贷”,以引领民间银行跟随放贷,促进企业加大投资。眼下,对印度就是这样。显然,东京此番推迟审议2005年度的对华ODA,有单方违约之嫌,与双方达成的“2008年终止对华ODA”的谅解根本不同。其外交意味不言而喻,必将影响对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2005与2008虽然只一个数字的差别,但从企业投资风险的角度看,前者不啻于宣布“中国风险”的上升,而后者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ODA“毕业”,东京不必再提供担保,企业完全可以依据市场原理自行判断是否投资。事实上,中国计划在2008年完成加入WTO的过渡期,日本政府若如期在同一年结束对华ODA,想必可以对日本企业投递某种积极信息,拉动其进一步扩大对华投资。 遗憾的是,东京还是选择了2005年。其挑衅姿态、恶化中日经济关系的用意可谓昭然若揭。问题是,鉴于当前中国市场对世界资金的投资魅力,日本企业的退缩,只能意味着其他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地位的提高。仅举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此时丰田汽车跟随政府“风向标”,在中国市场打退堂鼓,那么就无异于心甘情愿地被美国的“通用”、德国的“大众”乃至韩国的“现代”淘汰出局。届时,日本政府所盘算的“柔性效果”,恐怕需要日本企业来消化了。 援助形式: 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政府援助。包括三种形式,无偿贷款,有偿贷款,技术援助。 其特点: 其有三个特点,一是期很长,贷款期一般几十年,有的长达八十年;二是利息低,很多是无息、低息贷款;三是目的明确,就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凡是参加经合组织的国家都有这种政府发展援助。 其对外简要历史: ODA! 1.日本对外ODA的简要历史 : 日本从1958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种政府援助。60 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性也进一步增强,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和提供开发援助,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1960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1961 年成立海外协力基金会( OECF),1963 年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在有关省厅设立了管理ODA 事务的专门机构。1960 年,日本作为首批成员国参加了国际开发协会。1960 —1963 年,日本政府分别参加了世界银行倡导的向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提供的多边援助计划。 1964 年4 月,日本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随即以发达国家的身份,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进一步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同期,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的资金呈迅速增长的态势。从累计金额看,1955年为7870 万美元,1964 年达2.3 亿美元,1968年突破10 亿美元大关,1970 年达到20亿美元,1978年又飙升到107亿美元。对外资金合作的形式也趋向多样化。1965 年以前大多是“项目援助”,1966年以后出现了“商品出口援助”,向国际收支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1969 年,日本加入“国际谷物协定”的“粮食援助计划”,向粮食短缺的国家提供“粮食援助”。70 年代是日本的经济外交和ODA 进一步发展和开始转型的时期。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90%以上的能源需求依赖于海外进口的日本经济一时陷入了混乱和困境。日本大力推进以保证能源供应为基本目标的“能源外交”。 这一时期日本对于生产和提供石油能源的中东、海湾地区所提供的ODA 金额增长相当快, 仅1973 —1975 年3 年间,就增长了13%(而同期日本ODA 的总金额仅仅增长了2.6%)。1975 年8月,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与美国总统福特会谈,日方应美方要求,允诺向埃及提供ODA,这时的日本ODA 已经超越了纯粹开发援助的经济目的和范畴,开始具备了综合安全保障与战略援助的意义和作用。正是出于政治外交和国际战略的目的,日本政府宣布将“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进行国际合作”,于1973 年3 月决定向蒙古提供ODA(无偿援助),1975 年10 月又决定向越南北方提供ODA。80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宣称要成为“国际国家”,对外提供的战略型援助也大幅度增加。 1979 年,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于日本赖以生存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也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从侧面配合美国对全球热点地区的战略援助,也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保障,日本政府决定加强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等“纷争周边国家”提供ODA。日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幅度提高ODA 的金额,扩大ODA的规模,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劳”之机,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在1991 — 1995 年连续5 年保持了世界上“最大对外援助国”的冠军宝座。 90年代,冷战结束,日本竭尽全力更多地在国际社会公开扩大政治影响和承担安全责任,一方面ODA 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诉求更加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政治外交手段、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经济外交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作用开始为强有力的、积极主动的“大国志向型”的政治外交所取代。基于对地缘战略和国际关系现状的认识,日本政府在拓展全防卫外交的同时,仍然强调作为“亚太一员”的基本立场,大力推进“周边外交”。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也始终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属于亚太地区的亚洲(不含西亚、中东)、中南美、大洋洲在日本对外经济合作所占比例分别为:1967 年79%,1970 年85.6%,1975 年79.3%,80 年代虽有所下降,但仍平均高达69.9%。日本ODA 自然也适应上述外交重心的要求仍然以亚洲作为最重要的投放地区。这一政策方针在日本国内显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支持,据外务省1997 年的舆论调查表明,对于重点援助亚洲表示赞成的比例达56.7%。1990 — 1997 年,日本ODA 投放于亚洲的比例分别为:59.3%、59.5%、57.3%、54.4%、49.6%、46.5%,虽然呈减少的趋势,但一直是最大的份额,而且1998年又回升到62.4%。而亚洲各国也仍然对日本的ODA寄予较大的期望,希望日本能提供更多的经济开发援助。 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背景及实施的简要概况 日元贷款不过是战争赔款的变种之一。1972年,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时,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偿战争。依靠赔偿、“无偿援助”以及日元贷款,此后十余年,日本在亚洲各国攻城略地;到七十年代初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了。对此,原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曾长期参与赔款谈判的中川融坦言:“把战争赔偿与经济援助结合起来,从结果上看,对我国扩大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果仅从战争赔偿的角度认识日本对华ODA,那当然是不够全面的。日本之所以决定从1979年开始对华提供ODA,还有从其他方面考虑。一是从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考虑。 70 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 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 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 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二是从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考虑。 70 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 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 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 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三是从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把握, 日本的对华ODA 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在政治方面, 日本把ODA 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在经济上, 日本希望以ODA 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 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 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 大平内阁1979年底作出的对华日元贷款决定, 是日本首次承诺提供多年度一揽子ODA ,也是中国首次从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接受ODA。这次的对华日元贷款决策定下了日本对华ODA 政策的基调。80 年代初以来, 中日政治、经济关系的具体内容不断有所变化, 其发展进程还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总的趋势是双边关系不断得到了加强。历届日本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不断扩大了对华ODA 的规模。日本的对华ODA, 成为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截止到目前,中国已接受日本对华ODA330000亿日元,占中国接受OECD国家援助的60%。25年来,日本对华ODA,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对华项目的实施效果: 一、1978—2008年:三个30周年的内在联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这三个30周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复交后,缔结和平条约的问题提到了两国的议事日程。 1974年11月1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缔约预备性谈判。1975年1—5月,中日双方举行了12次会谈。在2月14日的第三次会谈中,中日双方围绕是否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发生了分歧。本来,“反霸条款”已写入《中日联合声明》,同样的表述也写入1972年2月的《中美联合公报》 。中方主张,和平条约应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精神。日方却以该条款会刺激苏联为由,反对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中日缔约会谈就此搁浅。从深层原因看,中国“文革”时期的国内状况和日本三木内阁的消极姿态,使中日缔约谈判陷于僵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后,中国进入“后文革”时代。1976年12月24日福田赳夫组阁后,对恢复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姿态。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1978年1月21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78年7月21日,中日恢复了缔约谈判。经过十几轮会谈后,1978年8月9日中日谈判由副外长、大使级升格为外长级。8月12日下午,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于8月16日通过了中国人大常委会,10月16日和18日通过了日本众参两院。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前往日本访问。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黄华曾经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 在访日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邓小平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 000美元的指标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如上所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改革开放蓝图的形成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开启这三个过程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依次递进、承上启下、逐渐深化的一个历史进程。 二、1979年:日本对华ODA的决策过程 : “文革”后,中国百废待举。其中,对外国先进设备与技术的需求与资金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在新形势下,中国领导层逐渐调整了外资政策,首先决定引进外国商业贷款,后来又决定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979年又确定了接受日本政府贷款的方针。 从日本方面看,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方案,最早在福田内阁时期产生。1978年12月8日大平正芳组阁后,也计划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具有不同于商业贷款的两大特点。其一,它是政府贷款。它与民间银行或企业基于市场经济规律和商业利益而提供的贷款不同,体现着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其二,它是低息、长期贷款。它的提供条件比商业贷款优惠,属于符合“开发援助委员会(DAC)”认定标准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1979年11月30日,在大平首相的政治决断下,做出了对华提供日元贷款的决定。12月5日,大平首相访华,向中方正式表示了日元贷款决定。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从1980年起实施,日本对华无偿援助也正式启动。 大平内阁之后铃木、中曾根、竹下三届内阁都继承了大平内阁的对华ODA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日本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提供第一批对华日元贷款(1980—1983年期间,总额3 309亿日元)之后,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访华时,对中方承诺了第二批日元贷款(1984—1990年期间,总额4 740亿日元)。1988年8月竹下首相访华时承诺:提前一年把第二批日元贷款提供完毕,并从1990年起提供第三批日元贷款(1990—1995年期间,总额8 100亿日元),年息进一步降低。 综观以上过程,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决策背景,可以从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两个层面上予以把握。 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环境促使日本把发展对华友好关系作为重中之重。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日本发展对华关系的最大牵制因素得以排除。经过50年代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日本开始谋求确立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日美经济摩擦的不断加剧,使日本日益意识到外交上一味追随美国的弊端和扩大外交回旋余地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对苏关系,则因受到历史积怨、领土争端及安全威胁等问题的阻碍而难以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更愿意发展对华友好关系。 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绝大部分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把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视为确保“经济安全”和“综合安全”的重要领域,因此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能源贸易。同时,日本对中国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对外政治、经济战略的考虑,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ODA政策的重要决策背景。从对华双边政策因素看,日本的对华ODA政策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和历史三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上。 一是政治考虑。日本在1971年美中关系解冻、在1972年9月日中复交、1978年8月日中缔约、1978年12月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等历史机运的推动下,把对华提供ODA即政府援助资金作为重视中日友好的具体表现和支援中国改革开放的手段。 二是经济考虑。日本欲以ODA促进中国的能源开发及运输,扩大从中国的能源进口,并推动整个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当时,中国急需进口大量日本的机械设备,日本急欲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以及进口石油与煤炭等资源。然而,中方支付手段的短缺日益成为制约两国贸易发展的“瓶颈”,因而急需日本在这方面提供合作。 三是历史和感情因素的考虑。日本的对华ODA政策中,也包含着对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负债感和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进行补偿的心理。另外,日本对华日元贷款的规模较大,其中包含着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给予特殊考虑的成分。 三、1979—2008年:日本对华ODA的积极意义 : 日本的对华ODA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大部分,其中日元贷款数额最大,成效也最显著。近25年来,日元贷款在我国的能源与资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成功地援建了众多大型项目。其主要援建项目分布在十六个方面。 (1)铁路。从总数看,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或改建电气化铁路4 407公里,其中新建部分达2 735公里,相当于中国在“六五”——“八五”期间电气化铁路新建总长度10 875公里的25%。 (2)公路。中国从1990年起在公路建设方面也利用了日元贷款。例如,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分别在重庆、武汉、黄石、铜陵4个长江沿岸城市架设了公路桥,并建设了齐齐哈尔嫩江公路桥,共利用约239亿日元贷款。 (3)港口。石臼所港和秦皇岛港建设项目共利用了1 037亿日元贷款。青岛、连云港、深圳大鹏湾盐田港、海南岛海口港扩建工程,共利用1 272亿日元贷款,并有22个泊位及配套设施的修建和改造项目得到日方合作。 (4)航空。武汉天河机场总投资9.15亿元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为62.79亿日元。北京首都机场设施扩建项目利用了第3次日元贷款215.41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183.38亿日元,共计398.79亿日元。 (5)城市交通。北京地铁第一期、第二期地铁工程利用了日元贷款,上海、重庆、天津、大连等地的城铁开发调查和无锡道路交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等均得到日方技术合作。 (6)电力。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新建发电能力648万千瓦,其中“八五”期间为580万千瓦,这相当于同期中国计划新建发电装机容量5 820万千瓦的10%。 (7)节能。中国在工厂节能等方面得到了日方的技术转让和人才培训。1984年,中国在日方合作下建立了大连节能教育中心。 (8)电讯。例如,1984—1987年间,天津、上海、广州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350亿日元分别安装了8万门、12万门、10万门数字程控电子交换机,还建设了电话分局之间的光缆数字中继传输线路、用户线路、电信管道、维修中心、软件中心等一大批配套设施。 (9)信息系统。如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 (10)水库。例如,经6年施工于1995年建成的观音阁水库,总投资15.68亿人民币,其中日元贷款117.8亿日元。 (11)水利。如江苏省通榆河灌溉开发计划等。 (12)化肥。1991年以来,中国利用日元贷款建设了6座化肥厂,其生产能力为年产143万吨,相当于“八五”期间中国新增化肥生产能力254万吨的56%。 (13)城建。如青岛发展计划(包括公路、通讯、供水、污水处理等)、海南发展计划(港口、公路、电信等)等。 (14)城市煤气。例如,利用日元贷款建成了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气管网——哈尔滨煤气工程。此外还有福建等地的煤气供应设施扩建项目。 (15)城市供水。北京供水设施扩建项目使用了第2次日元贷款154.8亿日元、第3次日元贷款156.78亿日元、第4次日元贷款前3年部分200亿日元,共计511.58亿日元。 (16)环保。例如,利用第2次日元贷款26.40亿日元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北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 [3] 相关看法 ODA! 日本对华ODA总体规模较大,其中无偿资金与技术援助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主要分布于农业、医疗、环保、人才培训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偿援助援建项目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日友好医院”(160亿日元)、“中日青年交流中心”(101.1亿日元)、“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约100亿日元)、“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存研究展览中心”等。此外,还有遍布近20个省、市、自治区的近70个主要援建项目,涉及教育、农林渔、城市生活、科研、医疗、邮电、食品、广播电视、环保、水利、文物保存、福利等广泛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内外环境变化和日本对外战略调整为背景,日本的ODA政策开始发生变化。2004年,日本正式宣布将于2008年停止提供对华日元贷款。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对华ODA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多次正式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问中国时承诺向中国提供8 100亿日元的新的政府贷款。邓小平在8月26日会见竹下登时表示:你这次带来的礼物不算轻,我们欢迎,感谢。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邓第一次对外国首脑致谢辞”。 1998年11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访日期间与小渊首相举行会谈时,对日元贷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同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写入了如下一段话:“日方表示,稳定、开放、发展的中国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继续向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合作与支持。中方对日方迄今向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日时,也对日本ODA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了充分肯定。2007年4月12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时再次郑重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中国极度缺乏资金与技术之际,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如今,日本对华ODA已接近尾声。全面、客观地总结这段历史,揭示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对华ODA的内在联系,把其写入中日关系史册,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课题。 ODA! 日本:大幅削减援华预算 : 日本对华援助(ODA)始于1979年,援助形式包括有偿援助(即低息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三部分。截至2009年底,援助总额约达36412亿日元(相当于350亿美元),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40%左右。其中,约90%的对华援助属于低息贷款,中国将资金用于铁路和发电站等基础项目的建设。2008年,日本政府终止了对华有偿援助,只保留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项目。统计数据显示,日本2009年对中国的ODA为6300万美元,其中包括技术和资金援助。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日本对华的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也面临着大幅削减的可能。日前,日本外务省官员透露,前原诚司认为ODA的目的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如今中国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因此继续援助中国会“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日本外务省官员说,前原诚司指示外务省将在2011年6月出台的新对华援助方案里大幅削减预算。按照指示,新对华援助方案不再新增对华贷款项目,如果有必须贷款的项目也要列到对华贷款预算之外。此外,目前仍未结束的对华贷款,将履行至终止日期。 不过,日本外务省内对此也有反对声音,认为ODA是对华外交的必要方式。有官员认为,明年中日邦交将迎来40周年,减少ODA对于改善两国关系将会送出“误会”的讯息。此外,ODA对于中国国民改善对日情感和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整体环境都有一定影响。 英国:对外援助、剔除中俄 : 在日本发出大幅削减ODA预算的同时,另一个对华援助大国英国,也宣布停止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据悉,英国政府每年约有60亿英镑的国际援助预算,提供给115个国家。这笔援助预算由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负责执行。2006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启动了《2006年—2011年对华援助计划》,在五年时间里对华提供发展援助1.05亿英镑。 早在2009年初,就有反对党称应在2011年后停止对华援助。今年2月27日,英国广播公司透露说,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停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来自DFID的计划草案显示,英国这次决定停止经济援助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俄罗斯,伊拉克等15个国家。英国认为,现在最需要援助的,是那些有着大量妇女和儿童面临生存威胁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自然不在其列。 此外,美国、加拿大、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也在近期纷纷要求检讨该国对华援助、贷款政策。美国众议员德纳·罗拉巴克3月2日向国务卿希拉里当面批评美国政府向中国贷款的政策。 相关回应: 中方回应ODA是日本项目,由日本政府界定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中,大会发言人赵启正就日本考虑减少ODA发表了看法。赵启正表示:“日本说要适当减少ODA不是今年才说的,说了许多年了,对我来说并没有意外的感觉。” 赵启正强调说:“ODA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包括从二战结束以后到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都是相连带的。ODA也曾经在中国的某些建设方面起过作用。当然,ODA是日本的项目,是由日本政府来界定的。”》有2个想法

  1. 2014年7月9日
    1分钟前 阅读:0
    2006年4月3日,国际协力开发机构(OECD)发表了2006年政府开发援助的情况(暂定值),扣除日元返还等的部分,日本的纯支出额为160.1亿美元(约1兆2900亿日元),同比减少11.7%。 2005年,日本在OECD开发援助委员会22个家盟国当中,仅次于美国,排名第2位。 06年,被英国超过退到第3位,日本在国际上的存在感,给中国官人们一种每况愈下的感觉。 从衡量ODA贡献度的“纯支出额的国民所得(GNI)比”来看,日本从05年的0.25%,下降了0.03个百分点,06年,在22个加盟国中,排行第18,同比后退1位。 这次,超过日本的英国,比05年,增加了17.1%,法国增加了4.2%,德国增加了2.7%。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欧洲主要国家今后在ODA方面,有不断扩大的动向。 日本从07年开始,5年间,ODA的一般会计预算,要减少2-4%。 根据OECD的推算,到2010年,德国和法国都可以超过日本,日本将要退到第5位。 从2001年开始,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额大幅度减少,在22个加盟国中,排到三位以下的情况是1982年以来,时隔24年的事。 90年代,日本在政府开发援助方面一直保持着首位。 在此之后,ODA的预算逐渐减少,从01年开始,被美国抢占了首位。 我美國跨國网络公司的网站们: 1000000000000.org ; http://www.MillionairessParty.comhttp://www.BillionairesDesire.com ;庆祝三周年以上! http://www.BillionairesParty.com ; 0123456789876543210.org ; 9876543210123456789.org ; http://www.BillionairesGroup.comhttp://www.HelicoptersBuyers.com ;庆祝四周年,又三个月以上! http://billionairesdesire.blog.163.com ; 以上所有网站们(域名们、海外空间服务器、多年内容)销售价格:人民币一千万元。 email: 郵件一律拒收附件。文字,圖片,請發入郵件正文框內。 1779642876@qq.com; BillionairesDesire@163.com ; 13901623260@163.com; George13901623260@163.com ; 漢語意譯 – 跨國公司之名稱: 美國 – 西洋白人女子 西洋白人男子 金發碧眼的億萬富豪們帝國有限公司 多种经营、综合买卖商、日本境內就业服务商網址們。 U.S.A. – blonde billionaires empire Inc. 董事局主席:Mr. Geoorge S.Chen ; 日本语翻译处负责人:郁俊玮!(日文、日语)。

  2. 迄今为止,日本共产党的Twitter粉丝量有8708人,这个数量,明显低于执政党之日本自民党(70064人)和与日本自民党联合指正的日本公明党(34892人),却略高于曾做过日本执政党的民主党(7074人)。   
    日本共产党诞生于1922年7月15日,比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晚一年。该党成立之际,只有8个人,提倡的是:科学社会主义。   到2012年5月1日为止,共产党员共有31.8万人(日本总人口为1亿2千760万人)。2010年时,日共党员有40.6万人。经过该党“自我审查”,大约有9万人被判为不合格党员们,其被要求:办了离党手续。   
    日本共产党在日本国会中,占了多少席位呢?   
    在日本众议院480个席位中,共产党占了8位(最多是自民党294位);在日本参议院242阁席位中,共产党占了11位(最多的是自民党114位)。作为一个政党,日本共产党对日本国家政治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不高,“没什么存在感”。
    日本共产党发行的日报《赤旗》(发行量为24万、周日版为138万)。日共和中共有很多交流。比如,2014年2月5日晚,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应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的邀请,在位于东京的中国大使馆用餐,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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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语翻译处!(日文、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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