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几十种道歉方法: 看东邻日本国家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 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 文化的沉淀是语言。 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 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 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 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 日本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 中国人去日本,对日本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 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 日本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 一般,中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 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 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 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 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 日本,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他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他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被媒体曝光败露后,他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日本国民们的“理解”。 日本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 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2013年12月19日,日本东京,日本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的职务。 据悉,猪濑直树涉嫌在去年知事选举前夕,他收受了某医疗法人机构的政治献金。 他因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给东京都和民众带来了麻烦,为此,向各位道歉。)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 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 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 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他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 他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 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产生过“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的国度的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 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但经典的反面,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地对问题的自省成分。 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MINOMONTA含着泪水向公众道歉,自此淡出舞台)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 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们怎么样呢? 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 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 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 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 因此,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 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 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 日本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 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 偶尔,能看到日本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 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 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不稀奇。 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 上至日本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 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 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日本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成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 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 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治家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 一是,说明日本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日本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 有些日本政治家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 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治家出台“谢罪”,绝不收兵。 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只好出面“谢罪”。 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 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日本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 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 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 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 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 对田中而言,作为日本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国“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日本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应当承认,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 后来的日本政治家,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 日本已经没有承担者,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作者: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 其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女性、男性 之 亿萬富豪們(亿万富豪们社交圈 ): http://billionairesdesire.blog.163.com ; www.MillionairessParty.com ;www.BillionairesDesire.com ;www.BillionairesParty.com ;www.BillionairesGroup.com ;www.HelicoptersBuyers.com ; email(拒收附件):1779642876@qq.com; 13901623260@163.com; (美国)金发碧眼的亿万富豪们帝国有限公司(海外享乐、享受团队:吃喝玩乐接待组); (U.S.A.) blonde billionaires empire Inc. 欢迎世界各地各项业务定期书面推广: 面向上海(1万名以上)每月一万元以上收入者! 欢迎委托我们支持你的生意书面宣传!

日本人的几十种道歉方法:

看东邻日本国家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
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
文化的沉淀是语言。
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
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
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
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
日本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
中国人去日本,对日本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
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
日本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
一般,中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
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
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
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
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
日本,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他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他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被媒体曝光败露后,他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日本国民们的“理解”。
日本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
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2013年12月19日,日本东京,日本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的职务。
据悉,猪濑直树涉嫌在去年知事选举前夕,他收受了某医疗法人机构的政治献金。
他因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给东京都和民众带来了麻烦,为此,向各位道歉。)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
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
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
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他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
他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
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产生过“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的国度的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
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但经典的反面,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地对问题的自省成分。
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MINOMONTA含着泪水向公众道歉,自此淡出舞台)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
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们怎么样呢?
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
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
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
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
因此,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
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
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
日本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
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
偶尔,能看到日本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
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
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不稀奇。
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
上至日本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
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
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日本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成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
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
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治家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
一是,说明日本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日本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
有些日本政治家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
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治家出台“谢罪”,绝不收兵。
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只好出面“谢罪”。
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
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日本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
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
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
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
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
对田中而言,作为日本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国“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日本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应当承认,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
后来的日本政治家,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
日本已经没有承担者,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作者: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
其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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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几十种道歉方法: 看东邻日本国家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 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 文化的沉淀是语言。 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 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 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 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 日本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 中国人去日本,对日本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 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 日本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 一般,中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 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 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 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 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 日本,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他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他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被媒体曝光败露后,他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日本国民们的“理解”。 日本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 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2013年12月19日,日本东京,日本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的职务。 据悉,猪濑直树涉嫌在去年知事选举前夕,他收受了某医疗法人机构的政治献金。 他因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给东京都和民众带来了麻烦,为此,向各位道歉。)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 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 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 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他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 他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 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产生过“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的国度的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 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但经典的反面,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地对问题的自省成分。 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MINOMONTA含着泪水向公众道歉,自此淡出舞台)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 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们怎么样呢? 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 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 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 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 因此,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 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 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 日本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 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 偶尔,能看到日本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 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 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不稀奇。 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 上至日本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 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 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日本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成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 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 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治家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 一是,说明日本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日本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 有些日本政治家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 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治家出台“谢罪”,绝不收兵。 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只好出面“谢罪”。 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 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日本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 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 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 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 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 对田中而言,作为日本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国“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日本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应当承认,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 后来的日本政治家,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 日本已经没有承担者,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作者: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 其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女性、男性 之 亿萬富豪們(亿万富豪们社交圈 ): http://billionairesdesire.blog.163.com ; www.MillionairessParty.com ;www.BillionairesDesire.com ;www.BillionairesParty.com ;www.BillionairesGroup.com ;www.HelicoptersBuyers.com ; email(拒收附件):1779642876@qq.com; 13901623260@163.com; (美国)金发碧眼的亿万富豪们帝国有限公司(海外享乐、享受团队:吃喝玩乐接待组); (U.S.A.) blonde billionaires empire Inc. 欢迎世界各地各项业务定期书面推广: 面向上海(1万名以上)每月一万元以上收入者! 欢迎委托我们支持你的生意书面宣传!》有2个想法

  1. 2014年3月:全美国50州缴税排名:纽约缴15%,勇超加州,排名第一!时间: 2014-3。 摘要: 在收入、住房和其他支出都相同的情况下,纽约州居民所缴交的税为全美国第一;其次是加州。怀俄明州居民所缴交的税最少。 全美国,50州缴税排名:纽约缴15%,勇超加州,排名第一! 颜色越红的地区,缴税越多;颜色越绿的地区,缴税越少。 美国,Wallethub网站报道,在收入、住房和其他支出都相同的情况下,纽约州居民所缴交的税为全美第一,其次是加州。怀俄明州居民所缴交的税最少。 征税对象假设为个人年收入6万5596元,住房价值17.46万美元,汽车价值17547美元,其他生活支付相同的情况下:纽约州居民需要缴交的州税和地方税达9718美元,约为收入的15%。怀俄明州,缴税仅为2364元,不足收入的4%。 图为全美国缴税最少的州排名(第一名,到第25名),除了怀俄明州,阿拉斯加州、内华达州、佛罗里达州的居民缴税都较少。 图为全美国缴税最低的州排名(第26名,到第51名),纽约州和加州为全美国缴税最多的州。 全美国消费税最低的州:特拉华州、蒙大拿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俄勒冈州的消费税都为0,阿拉斯加州的消费税仅为1.69%。 全美国燃油税(每加仑)最低的州:密苏里州为0.173美元,密西西比州为0.184美元,阿拉斯加州为0.308美元,南卡罗来纳州为0.352美元。 全美国,酒精税最低的州:俄勒冈州为2.4美元,蒙大拿州为4.21美元,特拉华州为4.81美元,新罕布什尔州为9.02美元,怀俄明州为23.03美元。 全美国住房税最低的州:夏威夷州为0.28%,阿拉巴马州为0.43%,路易斯安那州为0.45%,特拉华州为0.51%,南卡罗来纳州为0.56%。 全美国机动车销售税最低的州:阿拉斯加州、俄勒冈州、新罕布什尔州、蒙大拿州、特拉华州。 女性、男性 之 亿萬富豪們(亿万富豪们社交圈 ): http://billionairesdesire.blog.163.comhttp://www.MillionairessParty.com ;www.BillionairesDesire.com ;www.BillionairesParty.com ;www.BillionairesGroup.com ;www.HelicoptersBuyers.com ; email(拒收附件):1779642876@qq.com; 13901623260@163.com; (美国)金发碧眼的亿万富豪们帝国有限公司(海外享乐、享受团队:吃喝玩乐接待组); (U.S.A.) blonde billionaires empire Inc. 欢迎世界各地各项业务定期书面推广: 面向上海(1万名以上)每月一万元以上收入者! 欢迎委托我们支持你的生意书面宣传!

  2. 日本人的几十种道歉方法:

    看东邻日本国家以源远流长的“道歉文化”著称于世!
    日本文化中存在“道歉文化”,是一个事实判断。
    文化的沉淀是语言。
    日文中,关于“道歉”的语汇异常丰富,粗通日文的笔者,无需翻词典,随口就能说出不下十种,诸如“すみません”、“ごめんなさい”、“申し訳ない”、“気の毒”、“ご迷惑をかける”、“ご面倒をかける”、“頭を下げる”、“お詫び”、“謝罪”、“陳謝”,等等,不一而足。
    倘若再辅以日文特有的自谦和敬语等不同语气的表现的话,那真多了去了。
    在世界主要语言中,日文的道歉表达之丰富,无出其右。
    在商界,新入社职员要接受关于道歉礼仪的培训;
    日本书店里,有专门介绍各种规格的道歉信(お詫び状、謝罪文)格式写法的工具书。
    中国人去日本,对日本人最直观的印象是“点头哈腰”——
    其实,那多半是在鞠躬致意,少半是赔不是。
    日本人打招呼,常说“すみません”,相当于汉语的“对不起”,或英文的“Excuse me”,也是道歉语。
    一般,中国人会以为,既然中国人和美国人都用“对不起”或“Excuse me”打招呼,也没啥可奇怪的。
    倘若他知道日人日常使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的频度的话,还是免不了吃惊:
    要做多少坏事,才能成天赔不是到这个份上?
    其实,文化就是文化,无需做过于“踏实”的理解。
    中国人见面问“吃了么”,有几个是真操心对方吃不饱的?
    了解了“道歉”是一种文化,便可一窥“道歉文化”之堂奥。既然是“文化”,这种文化便一定有其赖以产生的合理性、理由和功用。旅日作家、孔子第75代孙孔健认为:日本的道歉是为了保全自己面子的手段,日人“通过赔罪,乞求对方的原谅,可挽回自己的印象和尊严”。
    日本,如前民主党首相鸠山由纪夫因拿了他自己老娘的政治献金、他违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
    被媒体曝光败露后,他召开记者招待会,鞠躬、谢罪,以求得日本国民们的“理解”。
    日本堂堂一国首相,对国民鞠90度深躬,赔不是,而所谢之“罪”,竟是拿了自己老妈的钱,中国人断乎无法理解。
    在日本,既被媒体和反对党抓住把柄,不“谢罪”,还真难过关。

    (2013年12月19日,日本东京,日本东京都知事猪濑直树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东京都知事的职务。
    据悉,猪濑直树涉嫌在去年知事选举前夕,他收受了某医疗法人机构的政治献金。
    他因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给东京都和民众带来了麻烦,为此,向各位道歉。)
    最近的例子是著名电视主持人MINOMONTA(みのもんた,原名御法川法男)。
    去年9月,因次子的盗窃未遂嫌疑,MINOMONTA召开新闻发布会:长达数分钟的深躬之后,这位主持人噙着泪水,向广大电视观众道歉,辞去了所有电视和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职务,彻底引退。
    MINOMONTA于1967年出道,在广播电视放送舞台上,深耕,近半个世纪,主持过:包括NHK红白歌会在内的百余档节目,并出演电视剧和电影。
    其是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可为了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他只有低头谢罪之一途。
    他何以做告别华丽舞台的极端选择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感到了世间有种自己不辞职,便不能平息的风潮”。
    社会贤达老爹,不但庇护不了儿子,反而,不得不为“子之过”埋单——这种文化“风潮”,对产生过“我爸是李刚”和“李天一事件”等现象的国度的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
    那么,如此“道歉文化”的根源,究竟何在呢?
    美国社会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早已成了国际社会看待日本和日本人时的经典诠释。但经典的反面,早就成了老生常谈了,诸如相对于西方源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东洋社会体现为一种“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恰如一切看中耻辱的部落或民族一样,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
    话说到这儿,就基本上说尽了,因为“他只须推测别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
    换言之,包括上述例子中的鸠山由纪夫和MINOMONTA在内,他们的道歉,虽然,不排除发自内心地对问题的自省成分。
    但,更主要的,其实,还是对周围压力的“皮肤”感知和本能性反应。

    (MINOMONTA含着泪水向公众道歉,自此淡出舞台)
    不过,话说回来,不道歉?又当如何?
    试想,假如鸠山首相死不“谢罪”,MINOMONTA死活不出声的话,舆论(“风潮”)又能拿这两位公众人物们怎么样呢?
    可想而知,对政治家鸠山来说,坐看政治反对势力和媒体狂炒,民调支持率一路狂泻,挨到下次众议院或参议院选举时,黯然下台。
    从而,成为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笑话;对电视明星MINOMONTA来说呢,“装死”不言语,该出镜?出镜!
    该在镜头前,抖包袱?抖包袱!
    就算他能扛住收视率锐减的压力,也绝对扛不住电视观众打电话、发传真要求其“谢罪”、“滚蛋”的羞辱。
    因此,这种“谢罪文化”的成因,与其说在于“耻感文化”,真不如说是“美感文化”所致——归根结底,是为了“美感”:
    为了美,不愿意死得太难看。
    这在东洋美学中,叫做“洁”(潔し)。
    日本人若是在美感上纠结、过不去的话,那是真难过。
    江户时代的武士,如果犯了欺主之罪等有悖“洁”之信条的重罪的话,是要切腹自戕的。
    到今天,社会的道德伦理约束,其实已经稀松多了。
    偶尔,能看到日本有人自杀,以“谢罪”的消息。
    但为“谢罪”而切腹的事,基本绝迹了(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别有诉求,另当别论)。
    没人切腹,连该承担的责任,都不担了,不稀奇。
    君不见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后。
    上至日本国家领导人,下至东京电力公司和福岛核电站的负责人没少在电视上、鞠躬“谢罪”。
    可事到如今,你见有谁出来承担责任吗?道歉、归道歉,但,道歉之后,该如何?
    是另一码事——“谢罪”并不意味着承担实体责任,谢过罪后,即可不必承担实体责任,是东洋“道歉文化”的一大特色。
    当然,那些责任主体和实体责任,都很清晰的案例,是逃不掉的,该怎样、怎样!
    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社会舆论和法律,都会要求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如列车倾覆事件、医疗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等等。
    基本上都得到了较比圆满的解决。
    经常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日本上市公司爆出丑闻,记者招待会上,以CEO为首,董事会全体成员成一字排开,向公众鞠躬“谢罪”的场面。
    一般来说,这种场面,并不是单纯的POSE。道过歉之后,法律认定的责任,会被承担。
    与这种有明确责任主体的道歉相比,日本政治人物的道歉往往比较暧昧。
    有时,看上去,特像一个玩笑。
    在世界范围内,日本政治家易“失言”,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现象。
    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两个问题:
    一是,说明日本政治家比较“自由化”,他们有时,不遵循日本政府历来秉持的政治立场和“公式见解”,爱随意阐释,肆意发挥。如明明有代表政府政治立场的、关于历史问题的“村山(富市)谈话”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洋平)谈话”。
    有些日本政治家偏偏故意视而不见,时而发出“不协和音”,以彰显个性;
    二是,说明媒体厉害,绝不是摆设,一旦抓住政客的“失言”,曝光没商量,非逼到政治家出台“谢罪”,绝不收兵。
    作为问题主体的政客,碍于舆论,只好出面“谢罪”。
    这种“谢罪”,究竟性质上,不同于那些以企业为主体的道歉。
    责任主体,所在模糊,极易被“暧昧化”。
    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例证,是41年前,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对中方的“谢罪”——所谓“我日本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云云。
    笔者在拙著《中日之间》(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的开篇《日本道歉了么?——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一文中,对此,做过一番深入的解读。
    就结果而言,田中的发言,确实不无暧昧。
    因而,当即遭到中方的杯葛,后被迫修改。
    修改后的、双方最终认可的方案,即我们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中,看到的日方“谢罪”表达,离中方最初的诉求,仍有一定的距离。
    对田中而言,作为日本首相,他必须对自民党内阁和国会两院负责,对中国“谢罪”方案是一个政治问题,妥协是必须的,只能谋求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日本实力派,如田中者,为了回国后,能对各方面“交差”,也不得不玩了一番“暧昧化”的手法,演出了让中方很不爽的一幕,做下了日后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官司的由头。
    应当承认,田中角荣是日本政治人物中,少有的、真正富于大勇的敢于承担者。
    后来的日本政治家,比他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擅长玩闪烁其词的暧昧游戏!
    日本已经没有承担者,数不胜数,比比皆是。

    作者: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
    其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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